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了世界经济的效率。跨国公司带动的全球化，推动国际竞争更加充分，在各国之间形成产业流动。以跨国公司为先导的全球价值链广泛分布，突破了大卫·李嘉图时代对国际贸易的理解。国际贸易不再是产品在一国境内生产再运往另一国家，而是生产的各个环节在世界范围内协同合作。这推动了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优势得以发挥，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但随着制造业企业减少成本的需要，低端制造业的工作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因此，跨国公司推动的全球化进程在不同产业之间形成分化。以美国为例，高科技产业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展，公司利润留在美国，并且也最终在美国分配。而制造业企业一些子公司利润在海外囤积留作再生产使用，在当地实现竞争优势不断增强的正循环。而对于一些低端制造业，由于竞争力的下滑，美国企业则退出相关产业。因此，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布局使得美国在某些产业的优势得以集聚，而在另外的一些产业中则出现转移乃至退出。这种在不同产业之间利益分配的不可控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一）发达国家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发达国家内部由于产业分工的调整，部分低端制造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从事低端制造业的工人因此失去工作机会，某种程度上成为全球化分工的牺牲品。而发达国家政府未能通过社会再分配对各阶层的财富进行及时再调整，贫富差距不断加大，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世界不平等报告（2018）》显示，在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90%的人口受益于经济增长。其中，50%的底层民众和40%的中产阶级的收入增加超过100%，美国最富有的10%的阶层收入增加不少于80%。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美国税前平均工资增长了60%，10%的最富裕阶层的收入增长超过45%，但占人口50%的底层民众的工资实际增长基本为零。50%的底层民众只占有总体财富的12%。[24]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财富增长分配严重不均，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红利未能使得各阶层同等程度受益。而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没有有效的再分配制度来调节和缓和收入增长的不平衡。“在美国内部，如果政府能够采用更负责任的税收和财政政策，改善教育与社会支持政策以及吸引更多的投资，那样才能够有助于解决现在的经济问题。”[25]因此，跨国公司自由竞争带来的是竞争效率的提升和竞争优势的集中，但在国内则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直接影响社会公平。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加剧了发达国家各阶层的分化。发达国家政府摆脱危机的措施未能从根本上对经济结构做出调整。为应对金融危机，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中央银行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希望通过货币刺激的方式来尽快走出危机的阴霾，推动经济复苏。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政府未能推动实质性的经济结构改革，创造新的发展方向，因而未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结构中存在的导致贫富差距的内在因素。相反，大量货币流入金融市场，抬高了股票和债券等资产的价格。中高收入阶层因持有这些金融资产，财富得以迅速升值。而低收入阶层，他们资金有限，缺乏对财富多元化管理的能力，因此主要以存款的形式拥有财富。而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一直将利率维持在低位，低收入家庭再次错过财富增值的重要机会。[26]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低收入阶层对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心存不满，阶层间出现撕裂。这些中低收入阶层成为反全球化力量，反对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出现了逆转。
（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
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能够参与到这次全球化浪潮中，进而能够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快速经济增长和初级工业化进程。尽管发展中国家的生产附加值较低，利润分配占比较少，但是在全球分工中，发展中国家能够仍以其优势参与世界经济，通过全球价值链参与跨国公司生产，从而分享其利润。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享受的制度红利在一定程度上也惠及发展中国家，从而出现了合作共赢的局面。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利用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的机会加速了自身的工业化进程和财富积累。截至2018年，发展中国家的GDP已经超过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这些国家不仅是全球价值链不可或缺的生产国，更是重要的消费市场，以及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然而，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的相对实力出现下降。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90年以七国集团（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GDP总量达到15.20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67.32%，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经济支柱。然而，到了2017年，G7国家GDP总量接近36.733万亿美元，虽是1990年GDP水平的2.42倍，但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却下滑至45.52%，较1990年水平下降了约22个百分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更是对发达国家经济造成重创。以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领导力下降是现有国际经济治理机制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以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整体实力的显著下降从根本上撼动了这些国家在全球国际经济事务中的领导力。与此同时，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经济水平整体下滑和国内经济矛盾突出，为应对危机，各发达国家采取不同的政策哲学，各国的政策逻辑产生分化。这些国家在具体产业保护和市场开放等经济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甚至是针锋相对。发达国家内部长期分歧，削弱了其在多边贸易规则制定中提出有效解决方案的内部凝聚力和行动力。
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力量对比的变化加剧了两大集团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冲突。二战以来，多边贸易体制由主要发达国家主导，以维护发达国家利益为核心。尽管历次谈判对这一机制进行了调整，但调整是发达国家国内利益集团之间进行的调整。以中国、印度和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要求WTO多边贸易体制能够在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分配上更多地向发展中成员倾斜，以反映自身的利益诉求和维护自身利益。与此同时，随着新兴经济体经济相对影响力的提升，这些国家的国内经济政策对世界经济有更多的外溢性影响。发达国家需要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来扩大包括WTO在内的多边经济机构的国际政策影响力。然而，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规则谈判和多边经济治理事务；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意在维持包括WTO在内的多边机构的领导权和规则制定的垄断权。因此，在包括WTO在内的国际多边组织内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意见分歧不断。这种张力严重影响了国际经济治理的效率和效果。许多重要议题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意见分歧而久拖不决。(www.xing528.com)
（三）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以劳动力和资源的优势，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外包地。这些国家因此得以接触国际先进技术和实现自身初步工业化。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国家积累了更多的人才和资本，推动产业升级和自主研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减除贫困等目标，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国家实力的全面增强。
中国的快速崛起，成为美国所认为的“竞争对手”和“劲敌”。在过去的十年中，中美经济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前，2007年美国的名义GDP为14.478万亿美元，中国为3.552万亿美元，中国约为美国的四分之一。而在十年后，2017年美国的名义GDP达到19.391万亿美元，中国达到12.278万亿美元，约为美国经济总量的63%。[27]中美经济力量对比在过去十年发生了重要变化。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预测，如果美国保持2%的年增长率，中国保持6%的年增长率，中国的名义GDP将于2030年超过美国。如果美国保持 3%的年增长率，中国保持 5%的年增长率，那中国的名义GDP将于2040年超过美国。[28]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中国从2000年的排名第42位[29]上升到2018年的第28位，成为挤进排名前四十的三个非高收入国家之一。[30]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创新生态表现”这一指标中，中国正在赶超发达国家水平。其中，在研发（R&D）这一项中，中国已经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31]截至2017年9月，中国拥有世界33%的独角兽公司（估值在10亿美元以上的私人企业），较2014年增加了12%。与此同时，美国独角兽公司占世界的份额却急剧减少，从2013年的75%下降到2017年9月的41%。[32]美国（41%）和中国（33%）成为世界独角兽公司最为集中的两个国家。然而，科技创新和能源产业优势是实现美国世界领导权可持续性发展的引擎，是关系到美国长期核心竞争力和世界地位的关键性因素。尽管美国大部分企业仍然处于价值链高端，占有产品的绝大部分利润，但中国在电子支付、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AI）领域内的迅速崛起[33]，使得美国科技创新的绝对优势正在受到挑战。中美经济差距的不断缩小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趋势从根本上冲击了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使美国倍感威胁。
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推动其在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基础上有了更多的作为。首先，自2010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加速——人民币在2015年加入IMF的特别提款权一揽子货币，并通过双边货币互换协定来推进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形成。人民币成为区域乃至世界的主要结算货币之一。其次，中国建立了以人民币结算的石油、黄金等交易市场，推动人民币为交易货币的国际交易市场形成，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再次，中国推动建立了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在内的多边开发银行，并参与和主导这些银行的机制建设和运营。中国在创设这些多边金融机构上的成功，为中国参与和主导国际经济治理提供了成功的范例。最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推动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这一倡议不仅使沿线各国受益于基础设施投资，更是有效地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形成地区连接、区域联动的局面。
更为核心的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对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信仰危机。[34]而中国以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竞争共同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其独立于“华盛顿共识”。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其发展模式不断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欢迎，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模式。[35]中国发展模式的确立和兴起，从根本上撼动了美国的制度优越感，成为中美竞争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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