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的主要变化趋势

二战后，经过70多年的发展，世界经济不断发展演进，呈现出许多新变化和新特征。

（一）全球价值链的出现和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跨国公司为推手，以多边贸易机制为保障，经济全球化得到了更快的发展。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自由贸易和投资实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跨国公司作为经济活动的核心，为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通过对生产过程进行拆分，将部分生产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由原来的以产品进出口（trade in goods）为主发展成为以零部件的进出口（trade in tasks）为主。^[1]而以中间品贸易为主的贸易流动成为国际贸易的新特征。据统计，2014年，世界范围内商品出口额占到世界GDP总量的25%。^[2]而中间品贸易额占到世界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范围内的通信和运输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企业能够将分散在各国的生产环节以合理的成本有效地连接起来。这种从商品的概念到生产再到商业化以获得最终产品的各种步骤有序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产品的价值链。^[3]价值链是产品生产和服务的纵向连接，而产业链将不同经济主体进行连接，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4]

世界范围内的生产网络主要分布在北美、欧洲和东亚。这些地区的主要国家利用多边和区域的贸易机制建立了贸易区，区域内的经济活动因而更加频繁，加速了地区内各国经济的融合。而这三个地区之间的生产活动也存在分工和协作，形成世界范围内的价值链。以半导体产业为例，美国、欧洲和加拿大等国家负责半导体的设计和高端零部件的生产，日本、美国和欧洲负责提供设备和原材料，而中国、马来西亚和亚洲其他国家负责生产、组装、测试和打包。虽然半导体产业在加拿大、中国、德国、印度、以色列、英国和美国等国设有研发中心，但生产技术的核心仍然掌握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手中。^[5]美国完成半导体的设计，将零部件的复杂生产部分交由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亚洲发达国家进行，生产的半成品被运至中国完成最终生产和组装，将成品运往美国和世界各地。零部件和半成品在三个地区内的国家间来回穿梭，形成了在美国、欧盟和亚洲的发达地区以及中国之间的三角贸易。^[6]这种三角贸易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亚洲主要经济体以价值链分工的方式紧密连接起来，而贸易成为价值链沟通的管线，协同发达国家和亚洲各国的生产优势，实现生产效益的最大化。

然而，由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和欧洲作为世界主要进口市场受到冲击，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受到影响。以东亚为代表的区域产业链发展呈现出更为集聚的态势，各国与区域内的贸易水平不断攀升，区域内部经济融合程度加速。^[7]在全球范围内，产业链的发展更是呈现出区域性的特点。

（二）传统国际贸易增长减速，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贸易发展进入低速阶段。1990—2007年，国际贸易达到年6%的增速，是世界实际收入增速的两倍。世界货物贸易由1986年占世界GDP总量的13.8%增加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前的26.6%。^[8]然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进入了缓慢增长阶段。为应对2008年危机，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主要国家采取保守的经济政策，美国和欧洲等国由原来的推动市场开放和贸易自由化转向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自2010年起，国际贸易的年增速只有3%左右，略高于世界实际收入增速。^[9]而2019年世界贸易预计增速仅为2.6%。^[10]近十年来，贸易增长动力不足，甚至低于世界经济增速，不再能支撑世界经济的增长。(www.xing528.com)

与此同时，与跨境数据流动有关的贸易和信息传播的蓬勃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2.0版，数字贸易时代已经到来。2014年，数据跨境流动规模较2005年增长45倍，2014年数据流动创造7.8万亿美元的价值，相当于世界GDP总量的10%。^[11]数字经济下的数字贸易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展开。这同时为新兴经济体带来了重要发展机会。全球数字贸易中，新兴经济体占到一半。其中，“南南”国家之间数字贸易发展最快。^[12]数字贸易为21世纪国际贸易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三）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采取一系列保护本国产业的保护主义政策。这些国家采取提高国内投资审查门槛等一系列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政策对本国现有产业进行保护。同时，通过引导制造业回流（reshoring），重建国内制造业。发达国家以此推动本国“产业空心化问题”的解决，进而缓解国内就业以及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

尽管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传统自由经济秩序的维护者，但却成为这轮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最为积极的推动者。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为了兑现竞选期间对美国产业进行保护的承诺，不惜动用全球保障措施和国家安全^[13]等美国历届政府一直以来少用的贸易保护措施。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目的在于为美国相关产业提供有效保护和维护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2018年1月，特朗普政府面向全球各国（包括中国和韩国），对价值85亿美元的进口太阳能电池和价值18亿美元的进口洗衣机加征保障性关税。2018年2月，美国商务部提交的有关钢铁^[14]和铝^[15]进口的报告认为，钢铁和铝的进口危害到美国国家安全。2018年4月，美国政府决定对进口的钢铁和铝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16]2018年5月，特朗普政府宣布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展开调查。^[17]这一调查的目的在于扩大美国国内汽车生产能力，以及缩小美国与其贸易伙伴在汽车关税水平上的差异。2019年2月，美国商务部已将调查结果提交特朗普总统。2019年11月，已经超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是否采取关税措施的期限，对汽车征税的关税措施又可能面临流产。^[18]

此外，美国还对外国投资在美国的并购行为进行限制。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CFIUS”）对跨国并购进行严格审查。2017年9月特朗普颁布行政令，禁止中国公司收购美国莱蒂斯半导体公司（Lattice Semiconductor）。美国当局认为这起并购案存在着知识产权被转移到境外的风险，因此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2018年1月，CFIUS经过三轮审核，以速汇金拥有大量美国公民的个人信息，会危害到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了蚂蚁金服收购速汇金的请求。以阻碍技术转移为目标，CFIUS已经成为外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的一道屏障。无论前期磋商耗费多少成本，CFIUS的一纸决定都会将其化为乌有。与此同时，美国加紧推出限制外国投资的新规则。2018年8月，特朗普总统签署了《对外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以下简称“FIRRMA”）。2019年9月，美国财政部推出FIRRMA的实施细则草案，经过征询各方意见，于2020年2月生效。^[19]FIRRMA及其实施细则对在美国的外国投资设定更多的限制，特别是在与国家安全有关的高科技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