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70年代，GATT的东京回合迎来了议题的全面发展期。在东京回合之前，GATT的谈判焦点集中在关税减让上：从最开始的以商品为基础向后来的以整体百分比的关税减免。[28]在GATT成立的最初二十年里，由发达成员方推动的商品关税减让成为谈判最主要的成果之一。肯尼迪回合的关税减让规模达到400亿美元，约为1960年世界货物贸易额的30%。大规模的关税减让加快了世界范围内贸易自由流动的速度，推动了20世纪60年代世界经济的繁荣。东京回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削减关税，使得9个工业化国家的关税平均减少三分之一，主要工业品的平均关税达到4.7%。[29]
然而，在关税壁垒消除的同时，非关税壁垒的问题变得突出。在肯尼迪回合的后半期，成员方逐渐意识到非关税壁垒是比关税壁垒更为重要和微妙的贸易障碍。[30]成员方通过各种非关税措施来保护本国的产业和商品，限制其他成员方参与本国市场竞争。因此，在东京回合谈判的初期，各成员方明确表示：“谈判将包括关税、非关税以及其他阻碍和扭曲工业和农业产品国际贸易的措施……”[31]东京回合因此将谈判聚焦在非关税壁垒上。1974年，贸易谈判委员会成立专门的分委会负责非关税壁垒的谈判。谈判的结果是，除了《政府采购协定》，部分成员方在GATT规则的基础上签订了五个诸边协定。尽管这些规则只有近三分之一的成员方受其约束，但这些协定在GATT原有规则的基础上更为详尽地制定了非关税壁垒的有关规则。[32]这对丰富GATT的规则体系，完善GATT对成员方贸易政策的规范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除此之外，在这一时期，发展中成员方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1971年，GATT各成员方达成一致，在普遍优惠制中引入最惠国待遇例外，并在1979年将“授权条款”（Enabling Clause）永久固定下来。[33]与此同时，成员方还同意，由欠发达国家加入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安排可以放宽这些国家相互关税减让要求[34]，这也成为后来“授权条款”的重要组成部分。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发展中成员方在GATT中有了更多实质性权利和义务规定。这些权利对成员方形成法律约束力。GATT在强调自由贸易和市场竞争的同时，在保护发展中成员方的利益和维护制度公平性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这对GATT以及后来的WTO更具包容性，为有效地实现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成员方之间的政策协调奠定了基础。(www.xing528.com)
最后，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在东京回合之前，GATT争端解决的程序主要是依据GATT 1947 的第22条和第23条进行规定。尽管争端解决受专家组裁决推动，司法特征有所增强，但由于争端解决程序缺乏详细规定和时间限制，很多案件久拖未决。1979年各成员方达成的《关于通知、磋商、争端解决和实施的谅解》[35]（以下简称《1979 年谅解》）对争端解决程序的各阶段做出了详尽的规定，并设定了时间限制以保证争议得以迅速解决。《1979年谅解》为GATT及后来的WTO争端解决机制提供了基本规则框架，对于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和完善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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