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贸总协定成立的最初十年，成员方继续采用关贸总协定创立之初的关税减让思路，推动成员方之间重要商品的关税减让。而这一时期的关税减让主要是由发达成员方以及针对某种商品有“主要供应利益”[19]（principal supplying interest）的成员方推动。这些国家对其主要出口商品集中进行关税减让谈判，以此扩大本国出口商品在其他国家的市场准入和商品价格，为其相关产业和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赢得空间。然而，这一时期的关税减让主要发生在发达成员方中间，发展中成员方由于不具有“主要供应利益”，并且也不是重要出口市场，因而并没有深入参与关税减让谈判。因此，发展中成员方既没有开放市场、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也没有享受发达成员方的市场开放。[20]
这一时期的重要发展是GATT的机制建设。20世纪50年代，GATT由最初的23个扩大至37个。GATT的不断扩容提升了其作为多边贸易协定的影响力，也推动了GATT的机制发展。GATT建立了自身的秘书处，负责GATT运行的日常事务。与此同时，GATT的争端解决机制迎来新的发展。超过50个争议被提请磋商。大量的磋商请求愈发凸显GATT 1947对于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定不能满足时代要求。1955年，在时任GATT总干事埃里克·温德姆·怀特的努力下，由专家组取代了成员组成的工作组进行裁决。争端解决引入了专家组机制，帮助成员方有效解决争议，保护成员方利益。然而，这一阶段的争端解决仍然具有以外交解决争议的特点。对于专家组报告，成员方特别是当事的成员方虽然有权利投否决票，但除非出于重要原因，否则其将会面临来自其他成员方的巨大压力。这使得GATT的决策与政治现实相一致。[21](www.xing528.com)
在1950年年初，成员方之间开始农业谈判。然而，由于美国的要求，农业谈判并不在GATT的范围内，并且不受GATT基本原则的规制。美国的这一主张受到了新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支持。而正因为农业谈判不受GATT的规制，各国有关农业的进口限制和国内补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政策网络，为后来成员方参与谈判设置了重重障碍，也成为使农业谈判举步维艰的历史遗留问题。[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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