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山水审美的多重模式

如果按照当前审美的模式来阐释我国古代的审美，我国古代美学史对于审美的论述大致可以分为主体模式与审美模式两大方面。其中，对于审美主体论述的理论有老子的“涤除玄鉴”，孔子的“比德”，庄子“心斋”“坐忘”，宗炳的澄怀味象中的“澄怀”，梁启超的审美“趣味说”，王国维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对于审美模式，即审美主客体作用进行论述的理论有：《易传》的“观物取象”、宗炳的“澄怀味象”，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张彦远的“妙悟自然”。王昌龄的“意境”说，王履的“吾师心、心师目、目师造化”，郭熙的“饱游饫看”。将不同审美理论对照环境美学的模式大致可以归纳如表1-3所示。

经上述梳理，我国古代的审美理论中，对于审美主体和审美模式阐释的理论颇丰。如借用20世纪环境美学对审美模式的概括，可认为中国古代山水审美早已产生了众多模式，大致包含对象模式、环境模式、唤醒模式、沉浸模式这四种模式。其中，沉浸模式接近于中国山水审美的“游观”，而这种审美模式在宋代被发展到极致，并成为我国山水审美长期遵循的原则。对象模式和唤醒模式在中国古代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主要原因是古人在观山水时注重意象，并强调主体要“融情于景”。

表1-3　中国古代审美理论与美学欣赏模式

(www.xing528.com)

此外，我国古代对审美主体也提出了诸多要求，主体的品藻是进行山水审美欣赏的前提。这些理论一方面强调了主体需要具有良好的价值观和价值标准才能进行山水审美，并通过“比德”的欣赏方式，将自然山水的美与人格品行的高尚融为一体。宗炳的“澄怀说”、梁启超的“趣味说”、王国维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都强调了主体要通过自我修炼和教化获得良好的品藻，这是进行山水审美并超脱自我，得到意境升华的前提。另一方面强调要破除主客二分去“融情于景”，老子的“涤除玄鉴”、庄子的“心斋”“坐忘”都强调忘却主客体的界限，完全融入自然。忘却自我的存在，才能获得山水审美之道。

从宋代开始，我国的山水审美具有了一定的科学性。宋代的博物学家沈括是一个足迹遍及南北的旅行家，他记载了雁荡山的奇峰怪石形状，并且推测了形成的科学原因，他的说法与现代地理学家竺可桢所说的侵蚀作用非常接近。此外，他还对气候垂直地带性进行了阐释，这些都详载于《梦溪笔谈》中。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的游记被认为具有风景科学色彩。他的研究建立在对祖国山水遍游的基础上，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他一生考察了全国多个地区，在他的游记中不仅有对山水美景的描述与称颂，也有对山水的客观成因的考察，并且能从较为系统的角度进行论述和阐释。他通过多次登临黄山山顶，论断了莲花峰而非天都峰为黄山最高峰；他对桂林七星岩洞的地貌、进深、走向、数量、规模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录（谢凝高，1997），被视为古代的科学观测与记录。徐霞客在游记中还注意山水审美主客体关系，他写道：“山之有景，即山之峦洞所标也，以人遇之而景成，以情传之而景别”，阐释了从自然客体到视觉成像再到融情于景的过程。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古代研究山水审美客体主要偏重于揭示现象，而系统科学地阐释自然山水地理地质、植物生态方面的科学研究相对较少。而随着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相关科学理论研究被运用到风景资源评价中，我国山水审美对于审美客体的研究，特别是定量的研究远远滞后于西方，这也许是西方风景资源评估形成体系后，我国迫切引进继而加以运用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