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持续进化能力在变动环境中的优化之路

湖北纺织工业在1800—2012年间的发展历程表明，产业演化和生物演化有相似之处，两者皆属于对环境变动进行适应的过程，如果适应成功，则能存续下去，如果失败，则将惨遭淘汰。因此，对产业发展而言，环境这一外部因素其实是异常重要的。

在湖北纺织工业的发展进程中，面对着三个层次的环境。首先，是基础性的自然环境。在化纤工业兴起前，纺织工业是以自然资源为直接原料的工业，故自然资源的地理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产业发展。自元朝后，尽管中国帝制政府屡次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棉业，但该产业只在湖北等少数省份扎根，湖北境内的传统棉纺织业分布又不平衡，都是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只有在那些适合种植棉花的地区，传统棉纺织业才能够兴旺发达。清末开埠通商以后，湖北现代棉纺织工业能异军突起，虽得益于张之洞推行的政策，但也与湖北作为产棉大省的事实息息相关。在计划经济时代，湖北纺织工业各门类中，棉纺织业独大，亦因为该省能获得较为充分的棉花供应。改革开放至今，棉纺织业依然是湖北纺织工业内部最具优势的产业，这充分说明湖北纺织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仍将竞争力建立在自然资源的优势之上。因此，资源环境是产业演化的基础性环境，因为它决定了比较优势原则这一市场自然选择的支配性力量。

其次，在自然资源环境下，主导产业演化的是市场环境。不同的市场结构会导致不同的演化路径，而这些路径有可能不受自然资源的束缚。也可以说，在市场环境这一层次内，人的因素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例如，尽管湖北拥有丰富的棉产资源，但这未能保证湖北棉纺织业在明清与近代取得最强的竞争力，相反，在民国时期，东部地区的棉纺织工业已大大领先于湖北。同时，即使在湖北省内，亦并非所有棉产区都能建立现代纺织工业，相反，大部分棉产区对其他地区形成了依附结构，输出附加值低的原料而输入附加值高的制成品。因此，产业的竞争力显然不取决于资源环境。至少，在市场环境这一层次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构成产业的企业自身的能力。因为所谓市场其实正是一个个独立的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就意味着市场环境对企业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间的互动结果，而企业自身内部因素的变化，能直接影响到外部的互动结果。故在市场环境中，产业的竞争力主要由构成产业的企业的竞争力实现，而企业的竞争力在竞争环境下取决于熊彼特式企业家精神。这当然不是说熊彼特式企业家精神能无条件地打破资源环境的束缚，相反，在纺织工业中，这往往是很困难的。但是，熊彼特式企业家精神体现了产业在市场环境中的适应能力。

最后，在市场环境之上，政治环境构成对产业的高层次制约，该层次几乎完全由人的意志主导，并与其他两个层次的环境发生互动关系。无论是资源环境也好，还是市场结构也好，都是由各种要素构成的，并且，这些要素会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自由流动、组合，形成符合比较优势的结果。然而，在市场层次上，企业这一人为组织已经可以采取手段改变各种要素的流向与组合，从而扭曲固有比较优势。在政治环境里，国家权力更是可以通过更大规模的组织力量来改变自然要素的分配。因此，政府是否扶持产业发展，或者政府要如何规制市场，这些问题都不是无关紧要的。例如，1950年代，政府通过计划体制扭曲市场后，产业的行为逻辑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此亦带来产业演化路径的更改。改革开放后，政府又令市场重启，就再度改变了产业的演化路径。再如，抗日战争时期，受战争影响，湖北纺织企业几乎全部内迁，这令湖北纺织工业元气大伤，这也是政治环境变动左右产业发展的显例。在某种程度上，政治环境虽亦由人的互动构成，但对产业来说常常是不可控的，因为政府与产业的互动关系并非企业相互之间那么直接，两者并非关系平等的市场主体，而是包含着权力支配关系。故如何处理政－商关系是产业适应政治环境的关键所在。

产业发展须面临的环境，及其在每种环境中所要求的特殊适应能力，可由下表示意：(www.xing528.com)

表8－1　产业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在产业面临的环境中，变动性最低的是资源环境，这也从反面说明了比较优势原则在产业演化进程中起到基础性作用。然而，正因为资源环境变动性较低，产业几乎不需要发展特殊的适应性能力，只须利用既有资源顺其自然地发展即可。相对而言，市场环境的变动性要高得多，因此，产业内部的企业必须发展出熊彼特式企业家精神才能够在市场环境变动时把握机会，从事创新性竞争。然而，市场环境的变动并非绝对的，在一定时期内，市场也可能形成相对稳固的结构，直到下一次创造性毁灭过程发生。在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对构成产业的企业而言，并非可以高枕无忧、无所事事，相反，学习能力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产业必须在市场环境的平静期保持内部的进化不中断，在市场环境的变动期到来后，才能更成功地去适应。至于政治环境，则可以说是变动性最高的，也是最具有偶然性的。例如，一场战争的爆发，或一场政治运动带来的动荡，完全有可能改变市场环境自身的变动周期，从而使产业被迫适应新环境。面对该层次的环境，产业所需的特殊能力为处理政－商关系的能力，例如，通过行业组织或行业协会为自身争取权益等。但总的来说，产业对于政治环境的改变是较为被动的，而产业对政治环境变动产生适应性的能力基础，仍然是较低层级环境中所需的熊彼特式企业家精神和学习能力。

但是，换一个角度看问题，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政治环境对产业演化能够施加影响，意味着产业政策的成立是有可能的。换言之，政府可以有条件地嵌入产业，协助产业改变某些不适于发展的要素，强化某些积极的要素，从而帮助产业更好地适应环境。当然，除了特殊的产业政策外，政府对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等公共产品的供应，对产业而言，实为最大的帮助。

综上所述，通过湖北纺织工业1800—2012年间的演化，可以从理论上构建产业持续进化能力的简单模型，辨析在不同层次环境中，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特殊适应性能力。同时，该理论也论证了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合理性乃至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