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渐发展出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被嵌入全球产业体系中，沿海地区由于地缘优势而得以最先发展起来。一方面，沿海地区航运便利，与全球市场的地理衔接度较高，出口物流成本低，因此，外资亦更愿意在沿海地区投资建厂或外包业务，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生产供应发达经济体的大宗消费品。另一方面，沿海地区从海外进口原料与设备更为便利，进口物流成本亦低，有利于快速兴建制造工厂。
如前文所述，湖北地区的化纤工业发展较东部沿海地区迟滞，而沿海地区化纤工业在改革之初的兴起得益于与海外的便捷联系。例如，1979年，印尼华侨商人陈云康有意愿在广州出资兴建化纤厂，并在香港纺织专家的指导下，选定了欧洲生产的先进设备。由于各种因素作用，最终，该厂改建于广东省新会县。陈云康投资了1000万美元，并同意每年代销30%的产品，以应对中国国内市场发展缓慢的可能性。1981年，化纤厂破土动工，1983年正式开业。该厂年产5000吨涤纶织物，到1986年底即收回全部建厂投资，另一家年产7500吨的新厂同时投产。总计两厂投资总额为1.27亿元，其中外汇投资1900万美元。在该项目的带动下，1985年，新会一家小厂购买了新式设备，1986年便生产了5000吨丙纶纤维。同样在1985年，一家年产能力为4000吨合成纤维布的企业亦在新会投产[61]。新会化纤工业的崛起可视为沿海地区化纤工业兴起的一个缩影。而沿海地区化纤工业在改革初期取得的先发优势，又形成了有利于其后期不断扩张的路径依赖，这是沿海化纤工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然而，新会化纤工业的案例亦表明，沿海地区化纤工业的崛起离不开外商投资，一方面，外资介入可以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另一方面，外资介入也降低了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风险。而外资之选择在广东投资，很大程度上是由广东地理上的区位优势决定的。
进一步说，新会化纤工业的兴起亦不过是全球纺织业梯度转移的一个缩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地区的纺织工业经历了一个由日本向“四小龙”转移的过程。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追逐廉价劳动力的国际资本又选择了中国大陆，由此带来纺织工业从“四小龙”向大陆的转移。事实上，这种产业转移力度之大，从移出地区所受冲击亦可感知一二。下图为1976—2004年香港服装制品业劳工人数的变动趋势：
图7－5 香港服装制品业劳工人数变动趋势（1976—2004）
整理自蔡宝琼主编：《千针万线：香港成衣工人口述史》，进一步多媒体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7页。
由上图可知，自1980年代末，香港服装制品业劳工就业人数急剧下降，至2004年时几乎不足1980年代巅峰时期的1/10。与之相应的是，1984年，该业劳工占全香港劳工总数的15.5%，到2004年，则仅占0.9%[62]。服装工业在香港的萎缩程度是惊人的。然而，与香港纺织业的衰落相伴生的现象，则是当地厂商纷纷“北上”珠三角。这个例子很典型地揭示了东亚纺织工业产业转移的实态。
由于全球体系中纺织工业的演化具有这种高度流动性，因此，该产业的地区竞争力差异也具有高度变动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产业的低端部分，即最依赖廉价劳动力的那些部门。同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纺织产业体系中，形成了发展中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出口廉价制成品的结构，故在发展中经济体内部，那些最便于衔接世界市场的地区具有较大优势，例如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2005年，湖北纺织品服装出口额在全国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位居第14位，而排名前15位的地区排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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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 中国部分地区纺织品服装出口额（2005年）
整理自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中国纺织品服装对外贸易年鉴2005/2006》，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155页。
2005年，中国纺织品出口的前三甲分别为浙江、广东和江苏，其出口金额亦大幅度超过排在后面的地区。在领先于湖北的地区中，大部分不是东部沿海地区，就是边疆地区，地缘特征明显。领先于湖北的内陆省份安徽亦比湖北更靠近沿海。当年，湖北纺织品服装出口金额为98474万美元，仅为浙江2558361万美元的3.85%，而排在湖北之后的四川为94925万美元，与湖北差距不大。可见，湖北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并无特殊优势。
2011年，中国部分地区纺织工业的出口交货值如下图所示：
图7－7 中国部分地区纺织工业出口交货值（2011年）
整理自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报告2011/2012》，中国纺织出版社2012年版，第329页。
由上图可见，2011年中国纺织工业的出口交货值仍是浙江、江苏和广东以较大优势位居前列，山东、福建、辽宁、上海等沿海省市则紧随其后。然则，仅以交货值而论，湖北在纺织品出口领域中与上海的差距尚不算大，更领先于江西、安徽、四川等中西部内陆省份，较之2005年，似取得了一定的进步。究其原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纺织工业的出口因发达经济体市场疲软而备受打击，同时，东部沿海地区各种生产成本上涨，使纺织工业出现了向内陆地区梯度转移的趋势。更为重要的是，自2008年之后，湖北省政府主动采取了一些产业政策，利用产业转移的规律来发展该省纺织工业。2009年，湖北省出台了《湖北省纺织产业三年调整振兴实施方案（2009—2011）》，该方案明确提出了要主动承接产业转移，将高档染整、高档服装、高档针织及家纺确定为湖北承接纺织、服装产业转移的重点领域[63]。因此，地方政府对于产业升级是提出了明确目标的，在这种受重视的环境下，湖北纺织工业如能利用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机遇，将有可能重构产业竞争力。
综上所述，在市场化改革时代，湖北纺织工业的演化呈现出很明显的对传统比较优势的依赖。由于湖北素来是产棉大省，适宜发展棉纺织工业，故该省棉纺织业保持了相对较强的竞争力。相反，在计划经济时代，湖北的化纤、印染等资本－技术密集型纺织部门的发展本就不充分，改革之后亦未能扭转这一格局。然而，湖北纺织工业的路径依赖又不是单纯由湖北自身决定的，它与整个中国乃至东亚纺织工业的地理演化有密切关系。实际上，湖北对棉纺织的依赖，恰与中国沿海地区退出棉纺织，构成同一历史进程的正反两面。换言之，沿海纺织工业靠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而重新成为中国纺织业的核心，湖北等天然原料产区的纺织业则顺势成为其腹地。这一核心—腹地结构在近代乃至明清时期就已存在，只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大一统之下，被人为地抑制并遮蔽了。随着市场化的重启，中国纺织工业的核心－腹地结构再度形成，而这一持续至今的演化进程，实为湖北纺织工业最近之发展史的主要内涵。然而，随着中国纺织工业进一步的产业转移，湖北纺织业未来的演化，也增添了摆脱传统路径的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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