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深化对湖北纺织工业的冲击

在市场化改革的初期，湖北纺织工业一度有所发展，部分企业释放出了被计划经济体制所束缚的活力。然而，随着市场化的深化，湖北纺织工业逐渐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其竞争力开始落后于沿海省市。究其原因，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系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导^[15]，对纺织等消费品产业来说尤其如此，这就使地处内陆的湖北天然具有劣势。同时，纺织工业的市场化改革整体而言是对产业内国有经济的重组，湖北纺织业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庞大国有经济体系，使转型过程愈发艰难。

（一）湖北纺织工业竞争力的下滑

从历史性的视角看，市场化深化对湖北纺织工业的冲击并非新现象。不如说，由于市场化改革打破了计划体制的人为控制，改革开放之后，湖北纺织工业重又面临1930年代曾经面临过的过度竞争局面。实际上，雪上加霜的是，尽管中国大陆的国民购买力较1930年代有了增长，但1958年后工业放权政策造成的企业遍地开花格局，也加剧了产能过剩。因此，湖北纺织工业尚未享受到太长时间的由改革带来的好时光，却几乎是立即感受到了改革带来的冲击。据武汉市纺织工业局自述，该市纺织业1978年产值达9亿，1981年产值飙升至18亿，达到“鼎盛时期”，然而，鼎盛时期刚过，形势就急剧变化，“纺织品由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过去纺织品紧俏，‘皇帝的姑娘不愁嫁’，但到1982年开始出现纺织品滞销和降价问题”^[16]。换言之，湖北纺织工业乃至整个中国大陆的纺织工业，开始由计划经济时代的短缺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时代的过剩经济，而此种过剩经济亦将成为中国纺织工业此后发展的常态。

1975—1986年间，湖北纺织工业产值占全国纺织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变化如下图所示：

图7－1　湖北省纺织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总产值比例（1975—1986）

整理自该书编辑委员会：《中国纺织工业年鉴（1986—1987）》，纺织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386—398页。

由上图可知，1975年、1980年、1985年与1986年，湖北省纺织工业总产值分别约占全国纺织工业总产值的4.8%、5.7%、6.7%与7.2%。这表明，改革开放之后数年间，湖北纺织工业确有发展，但总体而言进步不大，而这与中国转变为外向型经济有密切关系。在国家总体产业政策层面上，湖北纺织业没有受到重视。当时，纺织工业部制订的发展战略是“以发展出口为突破口”，为此，该部选定了广州、佛山、大连、上海、青岛、天津、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杭州、北京这12个沿海或靠近海边的城市，希望将它们打造为“以深加工和高中档产品为主的外向型出口生产基地”^[17]。此外，中共高层领导人也流露出了重点发展沿海纺织工业的思想倾向。1986年，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天津和青岛等地调研后，指出沿海地区应当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尤其以轻纺工业为重点，“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和长江、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应该更快一点”^[18]。1985年，12个沿海出口基地“换汇约占纺织出口换汇的60%”，这是国家政策倾斜于沿海的重要基础^[19]。湖北地处中部，自然无缘享受国家层面的政策倾斜。值得注意的是，在1986年国务院召开的会议上，明确指出当时中国的纺织工业“缺乏自我改造、自我发展能力，很难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而发展深加工和高中档产品是提升中国纺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手段^[20]。这样一来，中央政府对12个沿海外向型纺织生产基地的培育，实际上使这些地区的纺织工业增强了以资本和技术为内涵的竞争力，使其在全国产业链上进一步攀升。这使本来就具有天然地缘优势的沿海纺织工业又多了一层人为的政策优势。反过来，在1980年代中期，僻处内陆的湖北纺织工业已经面临着潜在的危机。此后，随着市场化深化，与沿海地区相较，湖北纺织业亦每况愈下。

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国纺织工业遭遇了一个整体性的行业不景气，湖北亦难独善其身。1992年7月，纺织工业部部长吴文英在谈话中指出，纺织工业全行业大亏损的原因之一在于“工业库存增加，商业和外贸库存减少”，为此，该部采取的应对措施包括限制棉纱产量，“多次发文发电，要求各地务必从全局出发，严格控制总量，按计划均衡组织生产”。然而，该政策成效有限^[21]。吴文英的谈话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纺织工业的一种新形势，即已由短缺经济转化为过剩经济。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各地相对独立的纺织工业体系^[22]，在市场化改革中成了互相竞争的主体，以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作为目标，以大量生产为实现该目标之手段，由此亦拉低了整个行业的盈利水平^[23]。纺织工业部的限产政策可谓对症下药，但在计划经济时代，该部犹有政策杠杆来指挥各地，早期市场化改革却以削弱中央集权为导向，该部之“发文发电”易流为具文^[24]，而所谓“按计划均衡组织生产”之话语更显出与市场化这一时代新风向相脱节。在这种过度竞争的格局下，湖北纺织工业与先进省市相比，差距愈形拉大。1992年，湖北纺织工业总产值为142.9亿元，约占全国总产值2391.5亿元的6.0%。同年，湖北省纺织工业企业40%以上开始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上岗责任制、一厂两制、厂内模拟市场等多种形式的企业人事、劳动、分配制度改革^[25]。1995年，湖北纺织工业总产值273.79亿元，约占全国总产值5986.32亿元的4.6%，已低于1975年的水平。当年湖北纺织工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其主要原因系棉花价格上调幅度超出了企业消化涨价因素所承受的能力，造成成本直线上升，且由于关税下调，大量纱线织物进入中国，挤占了市场。与此同时，湖北纺织业技术装备较为落后，棉纺设备中淘汰设备比重高达11%^[26]。1999年，湖北纺织工业总产值为318.38亿元，占全国总产值7424.78亿元的4.3%，比1995年水平更低。实际上，1998—1999年是中国大陆国企改革的关键时期，纺织工业也实行了以“压锭”为主要措施的国有经济收缩性重组，而其目标之一亦在于制止“重复建设”^[27]。可以说，90年代末的压锭与90年代初的限制棉纱产量是一脉相承的，但中央政府在90年代末已更为强势，故其政策亦能得到更有效的推行。在这两年中，湖北纺织工业共压缩落后纱锭66.84万枚，实际分流安置下岗职工13.26万人^[28]。这一重组自然是痛苦的。总之，到20世纪末，湖北纺织工业在全国的地位已大不如前，遥想世纪之初开风气之先的辉煌，已成隔世。

由于1990年代末的国有经济重组具有帮企业降低成本的作用，兼以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扩大了外部市场，21世纪初的中国纺织工业有所起色。2000年，中国纺织工业规模以上（年销售额500万元以上）企业1.94万户，从业人员738.48万人，总产值8894.52亿元，到2010年，规模以上企业发展到5.46万户，从业人员增加到1151.89万人，总产值则增长到47612.80亿元。在这十年间，以较能衡量产业竞争力的贸易顺差来看，中国纺织工业全行业的国际贸易顺差从391.54亿美元增加到1862.79亿美元，增长了3.76倍^[29]。可以说，中国纺织工业重写了世界纺织业格局^[30]。湖北纺织工业在这一新的形势下亦较前有所发展，但其在全国纺织工业中所占地位则远不如改革初期。到2005年时，湖北纺织工业总产值为4110745万元，而全国总产值为206333677万元，湖北占全国的比重约为2.0%；2006年，截至12月份，湖北纺织工业总产值统计为5132565万元，全国纺织工业总产值则为250168914万元，湖北占全国的比重约为2.1%^[31]。这两组数据较1975年的4.8%更低，未及其半数，亦远低于1986年的7.2%，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纺织工业竞争力的持续性下降。2011年，中国纺织工业规模以上全行业总产值547865028万元，湖北省为19279677万元^[32]，鄂省占全国比重约为3.5%，较前有所进步，但地位仍不及历史鼎盛时期。湖北纺织工业竞争力的提升，仍然任重道远。

（二）湖北纺织工业国有经济的重组

湖北纺织工业在改革开放时代的相对衰落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结构性原因可追溯至计划经济时代未能培育出具有规模优势的资本密集型部门。然而，在宏观层面上，产业所处环境的剧烈变迁，亦是重要原因。简单地说，市场化深化从两个方面对湖北纺织工业造成了冲击：其一，湖北纺织工业庞大的国有经济体系，不能适应新的市场形势，而国有企业改革非常复杂，不可一蹴而就；其二，湖北位居内陆，在整个中国经济日益嵌入世界体系的时代，不易发展外向型经济，这一地缘劣势扩大了湖北纺织工业与沿海地区竞争者本就存在的差距。地缘劣势乃无可改变的外部因素，无须多言，国有经济体系重组的艰难则是制约湖北纺织工业竞争力的内部原因。

在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国有工业经济体系的建立，本身包含着克服市场危机的内在动因。在近代，湖北纺织工业曾饱尝过度竞争之苦，企业发展一遇波折，工人生活即不稳定，造成社会动荡，甚至威胁到政权的统治。因此，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体系对工业企业摆脱危机有着双重意义：其一，政府全面控制产业后，扼杀了市场竞争，企业遂无破产、倒闭之虞；其二，国有企业建立了较好的福利制度，使工人生活的保障度大为提高，降低了因大规模失业危机而带来的社会风险。然而，一旦重新市场化之后，形势就将发生变化。首先，企业再度面对市场竞争，也就重新产生了破产倒闭的可能性。其次，在这样残酷的生存环境中，国有企业的福利制度提高了运营成本，不利于市场竞争。例如，1991年，武汉国棉一厂拥有包括退休工人在内的职工达万人以上，仅每月需支出的医药费、托幼费就达20多万元，全年共计240多万元，这还不包括住房等大额开支。而该厂全年留存的福利基金平均仅为256万元，因此福利基金超支日趋严重，截至1991年3月，该厂福利超支996万元，迫使银行增加贷款124万元。然而，该厂由国家财政拨付的流动资金与自有流动资金加起来仅282万元，其中国家拨付资金仅2000元，尚不如居民个人存款多，这就造成了该厂巨大的资金压力。1991年，武汉国棉一厂的银行贷款已达8000多万元。然而，其资金匮乏的现象却已持续了6年多^[33]。该案例表明，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湖北纺织企业就面临资金紧张的压力，而国有企业特有的高福利开支无疑使资金紧张局面更形恶化。与武汉国棉一厂这样的国有企业相比，改革后重新形成的非公有制企业几乎没有福利制度负担，于是运营成本更低，也就更具竞争力。因此，国有企业改革成为市场化深化后的必然要求。然而，国企改革意味着又一个漫长的调整与重组阶段，并伴随着种种困难，对产业发展是不利的。只是，作为一个老纺织工业基地，湖北纺织工业中的国有经济体系特别庞大，这也就成为转型时期沉重的包袱。

面对残酷的市场环境，湖北纺织工业的国有经济体系进行了不少调整与改革。从宏观上说，如前所述，湖北纺织工业进行了压锭与裁员，希望提高技术效率与压缩劳动力成本。从微观上说，国有企业也力图发挥熊彼特式企业家精神，积极开拓市场。例如，武汉国棉一厂曾于1990年代初期尝试向下游产业扩张。此前，在政府的要求下，武汉国棉一厂已兼并了武昌服装厂等企业，按当时国棉一厂领导张保新的说法：“国棉一厂要扩张，兼并系统内的企业是条捷径。它一使我们企业跟消费者走得接近，二让企业形成深加工的产业链。”1990年代初，武汉国棉一厂生产的成衣布深受上海、深圳等地厂家的欢迎，然而，由于纺纱织布与成衣加工壁垒森严，上游纺织厂赚取的附加值较低。以武汉国棉一厂来说，其生产的最好的衬衣面料1米只卖到30多元，但下游服装企业用1.4米这种面料制成的衬衣则可以卖到300多元。因此，武汉国棉一厂试图通过向下游产业扩张的纵向一体化战略，赚取更高的附加值。1994年，该厂创建了自己的衬衣品牌“蒂梦”。1997年，蒂梦牌衬衣产量达到了近10万件^[34]。由此可见，在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中期，武汉市地方政府试图以行政力量推动国有企业的兼并重组，希望增强企业的规模竞争力。同时，大型国有企业自身也积极致力于产业链扩张。此外，1995年，在武汉市局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武汉毛巾厂收购了已破产的白云织布厂^[35]。这表明纺织业的兼并重组亦在较小规模的企业中展开。

遗憾的是，以行政手段推动的兼并重组并不能让企业真正优化整合。例如，1987年，在武汉市纺织工业公司的安排下，武汉国棉一厂和武汉印染厂组建了武汉天一纺织印染集团公司，期望促进武汉纺织、印染、服装等产业形成“大纺织”工业，但由于管理和人事关系没有充分协调好，实际上并未真正合并。再如，武汉国棉一厂此后兼并的武昌被服厂等企业，并非国棉一厂事先所希望合并的，而国棉一厂考虑兼并的企业却不在政府提出的名单上^[36]。此外，尽管武汉国棉一厂等企业从事产业链扩张的战略方向是正确的，但在1990年代已经过度竞争的中国纺织服装品市场上，企业的成功并非单靠正确的战略所能保证。武汉国棉一厂的蒂梦品牌最终遭市场淘汰，即可为证。又如，在1980年代初曾兴盛一时的武汉市毛纺织厂，1988年固定资产达2422万元，拥有职工2243人，不仅生产呢绒面料，还向下游产业扩张，引进德国生产流水线，生产劲士牌高档西服，年产可达10万套，曾被国内贸易部评为全国畅销产品“金桥奖”。1994年，该厂完成工业总产值1亿元，实现销售收入1.04亿元^[37]。1990年代中期，武汉毛纺织厂改制为武汉毛纺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后，与武汉市冰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合组为“武汉冰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8]。合并之后，武汉毛纺公司一如既往地发挥了创新精神，形成面料与制衣的互补机制，大量采用自主研发的“金蕾”牌细格牙签呢绒面料生产劲士牌西装，抢占了市场。1996年，公司还计划投资1.2亿元扩大改造3万毛纺锭，向高端市场进军^[39]。然而，好景不长，此后武汉毛纺公司出现亏损，并持续性地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直到企业彻底退出生产，靠出租厂房、设备办起“劲士工业园”^[40]。武汉毛纺织行业逐步萎缩，至2000年时，该市已基本上没有生产毛产品的企业，又恢复了“不毛之地”的产业结构^[41]。由此可见，单纯的企业合并重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国有经济的竞争力问题，某些合并甚至拖累了企业的发展。

因此，在市场化深化阶段，湖北纺织工业的国有经济体系改革，最终触及最核心的产权改革。实际上，这一产权改革与1950年代初的国有化重组恰成逻辑上的对应关系。与1950年代初相似的是，在1990年代的产权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企业间的破产、兼并及重组。以老工业基地武汉为例，其占有绝对优势的纺织业国有经济体系在1990年代逐渐改变了产权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国有民营”、“公有私营”等改组方式，又恰与1950年代的公私合营相对应。具体来说，武汉的几个大棉纺织企业重组情形如下：(www.xing528.com)

表7－1　武汉大棉纺织企业重组概况（1990年代）

整理自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1980—2000）》第3卷（上），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279页。

由上表可见，在1990年代，武汉的棉纺织工业经历了一个去国有化的改组浪潮，以1949年后的新建大型国有纺织企业为主体，形成了新的纺织企业集团，历史上曾烜赫一时的民营四大纱厂，除裕华再度恢复旧名外，皆因破产而被新企业集团收购。

总体而言，直到21世纪初，国有经济在湖北纺织工业中仍占有较大比重，而且，由于僻居内陆，湖北嵌入全球产业体系的程度较沿海地区为浅，故不能充分享受外向型经济的好处。2001年，湖北纺织工业中国有经济的优势地位如下：

表7－2　湖北纺织工业中国有经济的优势地位（2001）

整理自王洪章：《有差距就有潜力——湖北纺织工业的现状分析与发展思考》，《中国纺织》2003年第5期，第35—37页。

由上表可见，21世纪初湖北纺织工业中的国有经济占据着优势地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港澳和外商投资较少，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意味着湖北纺织工业相对于沿海地区更为传统，且参与全球经济的程度更低。然而，纺织工业本身是面向全球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国有化程度更高意味着企业劳动力成本更高，参与全球经济程度更低意味着产品市场更窄，因而更加缺乏竞争力。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改革开放后，湖北核心城市武汉纺织工业中的国有经济成为拖累，虽然与国有企业本身的制度症结有关，但也与国有资产的管理模式有关。武汉的纺织企业虽然在国企改制大潮中兼并重组，形成了三大集团，但这三大集团是三个分化独立的实体，且已渐次脱离国家资本的范畴。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此前的地方产业管理机构渐趋萎缩，从嵌入产业的计划经济模式中较大程度地脱嵌。与之相比，上海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演变呈现出不同的路径。尽管同样存在着压锭、分流工人、产权改制等脱嵌过程，但上海纺织工业的国有经济体系以上海纺织控股公司（简称上海纺控）的形式保留着相当程度的国家资本，而上海纺控在全面退出棉纺织、毛纺织等初级加工行业的同时，全力向新型化纤及材料、产业用纺织品及品牌服装等高端领域进军，从而能使国家产业资本在纺织工业的高附加值领域占据一席之地^[42]。因此，有学者称上海式工业发展模式为“地方性发展型国家”（local developmental state）^[43]，同为老工业基地，上海模式比武汉更具竞争优势。当然，从历史的角度看，上海纺织工业本身就具有更雄厚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进入21世纪后，武汉一棉集团、武汉江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武汉裕大华集团有限公司皆迁出主城区，而搬迁至阳逻、江夏等远郊的新厂区。2004年，武汉纺织业初步形成了2个棉纺基地（阳逻、蔡甸姚家山）、2个服装工业园（江北、汉正街）、3大主导产品（服装面料、装饰布、产业用布）的新格局^[44]。这也反映了在市场化时代，随着城市的扩张，老工业基地纺织工业的微观布局有所改变。武汉纺织工业的变迁，可由下表窥见一斑：

表7－3　武汉市纺织行业规模以上企业产品产量表（2005—2009）

资料来源：袁善腊主编：《武汉年鉴（2010）》，武汉年鉴社2010年版，第195页。

由上表可见，2005—2009年间，武汉纺织业的传统产品棉纱的产量是逐年下滑的，印染布、羽绒服生产亦呈衰落之势。这至少说明，自张之洞时代即开始生产棉纱的武汉纺织工业，已逐渐丧失其传统竞争力。这固然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但也包含政策干预的成分。2000年前后，湖北省政府在进行产业规划时，有意识地调整棉纺织产业布局，令中心城市逐步退出纺织初加工领域，使棉纺织生产向作为棉花产地的小城镇集中转移^[45]。这一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例如，至2005年，汉川市马口镇即形成了新的纺织基地，仅当年上半年，该镇即引进纺织项目17个，资金2.2亿元^[46]。至2011年，汉川的纺织规模已达200多万锭，成为湖北省最大的纺织县市，形成了从纺纱制线到制衣织造的完整产业链^[47]。由此可见，进入21世纪后，湖北的纺织工业进一步从核心城市向小城市与市镇扩散，决定棉纺织等初级产业布局的因素，更加体现为原料资源的比较优势。

随着老国有企业的纷纷改制，湖北纺织工业亦从1990年代最困难的时期逐步恢复过来。至2002年，武汉一棉集团已连续3年利润超过1000万元，“鄂东服装走廊”亦初具规模，服装业中的爱帝、元田服饰等企业发展势头良好^[48]。毫无疑问，湖北纺织工业的好转，与国家资本的收缩有直接关系。由于一批长期亏损企业被“销号”，剩下的企业自然是更具竞争力的^[49]。仍以武汉为例，2006年，老国企武汉一棉集团有限公司正式签订国有产权转让合同，拉开了改制大戏的序幕^[50]。与之相应的是，尽管武汉纺织业的传统优势消失了，但行业仍有所发展。2010—2012年，武汉市纺织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的工业总产值，由100.74亿元增长到152.47亿元，利润则从3.02亿元增长为4.87亿元^[51]。随着中国加入WTO，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产业优势被引向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化产业，湖北纺织工业亦得以享受利好。2011年，湖北省纺织工业总产值超过1200亿元，跃升为千亿元产业^[52]，其进步显而易见。不过，在此种外向型经济结构下，湖北纺织工业与沿海地区产业还是有较大差距，其产值占全国总产值比重的降低可为证明。此外，在开放型市场中，湖北纺织工业被锁定至产业链的低端部分，主要为沿海工业提供棉纱、棉布等初级产品，在具有更高附加值的服装制造业中，湖北虽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但本地品牌的发展受到较大挤压。自然，在化纤、印染等资本密集型领域内，湖北纺织工业的瓶颈亦长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