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纺织业：改革开放初期的重组之路

由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采取了渐进方式，故重新市场化对湖北纺织工业的冲击也是逐渐扩大的，一开始，湖北纺织工业总体而言享受到了改革所释放的利好。所谓的改革，实际上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大调整^[2]。首先，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中共最高领导层开始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承认“经济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3]。其次，在产业发展战略方面，中共开始摈弃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提出要“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要“适当提高轻纺工业的投资比重，适当增加轻工业生产和建设所需要的外汇，多发展一些投资少、收效快、赚钱多、国内外市场需要的轻工业，少发展一些投资多、建设周期长的重工业”，强调“轻工生产所需要的煤、电和原材料要优先保证”^[4]。这也就是林毅夫等学者津津乐道的比较优势战略。最后，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中共一改此前与全球经济脱钩的被动锁国状态，提出要善于吸引国外资金、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并大力促进国内产品进入国际市场^[5]。这些大方向上的调整重构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纺织工业亦受到深刻影响。

在中央战略调整的指引下，湖北纺织工业积极响应。例如，1980年，该省采取的措施包括：（1）扩大企业自主权，充分挖掘企业的经济潜力。如安陆五七棉纺织厂把全厂的生产经营活动分成15个经济责任关口，划归有关科室、车间“分兵把口”。当年9个月就实现利润17710000元，赚回了该厂的全部投资。（2）提高加工精度和深度，不断改变产品结构，如“低升高，窄改宽，粗厚改细薄，纯棉改混纺，滞销改适销”，很显然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3）积极组织计划外原料，“找米下锅”，主动承接外商来料和进料加工棉纱近30000件，既弥补了原料的部分缺口，增加了外汇收入，又盈利了5000000元。（4）进一步加强经营管理，降低产品成本，从节约中求增收，例如，武汉国棉一厂实行了“三分三定三结合的定额管理”，再如，襄樊市袜厂对车间进行独立核算，令其自负盈亏^[6]。这些措施仍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有些企业的举措如“三分三定三结合的定额管理”实际上也是改革开放前企业管理的老办法，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是一个渐进过程，这些计划时代要素的残留亦无可厚非。上述举措的积极意义在于，它们将增强企业自主性与面向市场生产作为重要手段，而这是拆解计划体制微观基础的第一步。

前曾述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际上仍然存在着某种形式的熊彼特式企业家精神。当计划经济体制被逐渐改造为市场经济时，这种企业家精神亦随之得到更大的释放。以湖北纺织工业而论，由武汉人造纤维厂改建成的武汉市毛纺织厂就颇为典型。由于技术落后、规模狭小且长期亏损，武汉人造纤维厂意识到继续留在资本密集型的化纤行业里是没有出路的。在考虑转行时，该厂起初曾计划转建为棉纺厂，因湖北乃产棉大省，武汉又有棉纺织工业传统。但该厂干部通过市场调研后，发现棉纺织品及化纤产品“已开始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故认为转产棉纺难以求存。与此同时，该厂干部发现“我国纺织品市场上毛纺织品品种少，数量不多，难以适应人民在生活水平提高后对高档衣料的不断追求的形势”，湖北虽无发展毛纺织业的原料优势，但该厂强调：“资源贫乏的日本在世界上不就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大国吗？”^[7]于是，武汉人造纤维厂最终改组成为武汉市毛纺织厂。从武汉市毛纺织厂创建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该厂领导干部既注意调查市场需求，规避过度竞争的行业，又具有熊彼特所谓“逆着潮流游泳”的勇气，敢于打破资源比较优势的束缚，去追求人为构筑的竞争优势。此外，该厂于产品开发方面亦锐意创新。武汉市毛纺织厂早期的主打产品为军绿色的“将军呢”，在正式投产前，为给产品定向，该厂设计科工程师裴学瑾曾带领技术员到武汉各商店走访调查，但得到的反馈较为消极，多建议该厂不要以军绿色为产品主色调。然而，裴学瑾等人认为：“新厂子，不独辟蹊径，跟在别人后面跑，搞一样的产品，出路不大，得要有点创新才能打开局面。”他们亲自去街头做调查，发现过往行人中有不少穿着军绿色衣裤、套装等，就决定生产“将军呢”。结果，由于当时《知音》、《西安事变》、《佩剑将军》这三部军旅题材电影广受欢迎，“将军呢”上市后即供不应求^[8]。自然，“将军呢”的成功是一个典型的熊彼特式创新。

除了注重产品创新外，武汉市毛纺织厂还注意人力资本的积累。早在1970年8月和9月，武汉市人造纤维厂就从黄陂招收了280名青工，其中绝大多数是武汉市的下放知识青年，他们进厂时“组织纪律性较强又具有创业精神”^[9]，可以说构成了该厂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决定转建毛纺织厂后，该厂大搞技术培训，1980年上半年共派出142人去上海等地学习毛纺生产技术，又将各机台的操作工分别送到江苏、上海、天津等地的老厂学习^[10]。通过这样的人力资本积累，武汉市毛纺织厂也实现了其技术能力的积累。当然，在至关重要的销售方面，该厂亦采取了多种策略，先在武汉市设立门市部推销，向各厂矿企业发送内销券、优惠券，迅速占领武汉市场，然后派出近百人次同上海、天津、北京、哈尔滨、沈阳、桂林、长沙、成都、贵阳等十几个城市建立联系，设立销售网点，在全国市场上扩张^[11]。综上所述，在改革初期，武汉市毛纺织厂通过发挥熊彼特式企业家精神取得了成功，进一步说，该厂的发展意味着计划经济时代变异为单纯生产单位的企业又重新成了市场主体，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下发展图存。(www.xing528.com)

除将企业重建为市场主体外，改革初期，湖北纺织工业的另一大新发展为积极拓展外贸。实际上，在计划经济时代，湖北纺织工业已然在国家安排下承担着一定量的出口换汇任务，不过，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的封锁，这种出口量是相当有限的。而且，当时的某些出口具有援外性质，在经济上不划算，反而打乱了本国工业的正常生产计划。例如，1974年，武汉市纺织局屡次要求减少当年对越出口棉纱计划3600件，但湖北省轻工业局考虑到该省其他纱厂亦无力承担生产对越出口的棉纱，因此，要求武汉市“为了不影响国家的声誉和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必须千方百计完成对越出口的棉纱任务”^[12]。这样的“出口”自然是无经济理性可言的^[13]。然而，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工业开始嵌入全球化进程，纺织工业的正常性出口逐渐成为可能。同时，由于开放意味着加入世界体系，故中国工业亦开始与他国产业互动，包括加入跨国资本的全球生产体系。纺织工业是一个相对低端的产业，其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成本，故该产业在全球体系中存在着不断向落后国家梯度转移的雁阵现象。二战后，中国大陆之外的东亚纺织工业即经历了从日本向“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转移的过程。当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初，跨国资本受大陆廉价劳动力的吸引，又有推动纺织业从“四小龙”向中国大陆转移之势。一些港台商人亦来大陆投资或合作，湖北省也在其考虑范围之内。例如，1981年之后，在湖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配合下，省纺织局直属蒲纺总厂东风纺织厂和香港宜丰贸易公司加工贸易发展很快，棉涤纶布加工出口从1981年的160万码发展到1982年的490万码，1983年又增加到906.80万码，3年之内增了6倍，为国家赚取外汇142万美元^[14]。可以说，开放政策为湖北纺织工业开辟了更广阔的市场。

综上所述，在改革开放初期，湖北纺织工业出现了一个重新市场化的重组，一方面，企业开始成为真正的参与竞争的市场主体，另一方面，产业亦开始介入全球生产体系，成为其中的一个环节。这两种变化在短时期内都为湖北纺织工业带来了较大的发展。实际上，此后30余年间，市场机制对湖北纺织工业的推动作用，也无非体现于微观主体重构后带来的竞争压力，以及在全球生产体系价值链中分享到的价值。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湖北纺织工业所受到的冲击也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