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人造纤维厂的企业剖析

在计划经济时代，武汉人纤厂是湖北3个化纤厂中较为典型的一家企业。相较沙洋化纤厂，武汉人纤厂虽同属于“小化纤”，但位于核心城市，且隶属于产业系统而非公安系统；相较湖北化纤厂，武汉人纤厂不属于其他企业的配套项目，拥有更多自主权。然而，与其他2个厂一样，在计划经济时代，武汉人纤厂的发展并不顺利。

武汉人纤厂也是“大跃进”时代的产物。1958年，武汉市纺织科学研究所成立了化纤室，下设粘胶纤维与合成纤维这2个小组。其中，粘胶纤维小组计划搞日产5公斤粘胶纤维的小试验。当时的条件十分简陋，但试验小组居然纺出了丝，且试织了人造丝袜子和窗帘。不过，与大跃进时代的大部分项目一样，1961年底，因试验资金不足等困难，试验小组解散。然而，该小组的试验为日后研究富强纤维提供了一定的数据。1963年，武汉市纺织科学研究所所长蒋世显参加了中南地区一个合成纤维与人造纤维学术经验交流会，在会上看到有关日本研究“虎木棉纤维”的资料，遂于会后着手开展研究工作。1963年底，在小试验取得成功后，又进行了扩大试验。1964年，武汉市纺织工业管理局决定向国家科委申请建厂，其理由之一为：生产纤维的浆粕原料系采用棉籽短绒，其他如木材、甘蔗渣、棉甘等亦可利用，以往这部分资源均未被充分利用，造成无形的损失。当时，广州、上海也分别提出建厂要求，论条件，这两座城市都比武汉强，但国家考虑到纤维是武汉研究成功的，故还是决定在武汉建厂。1965年7月20日，纺织工业部、纺织科学研究所、国家科委等有关单位，一致同意1966年在湖北建立“高湿模量粘胶纤维”工业生产性的中间试验厂，由国家科委拨款300万元，中间试验费不足部分由湖北省自行解决。1965年第四季度，该中间试验厂开始筹建，1966年8月，该厂开始破土动工^[171]。由此可见，湖北人造纤维工业的发展起点并不算太低。

1966年，上述新建厂最初被定名为“武汉市人造纤维试验厂”，因其尚属中间试验阶段，兴建该厂是在市纺织科学研究所小试验和扩大试验取得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探讨，故该厂具有工业性生产的科学试验性质。然而，武汉市纺管局想把该厂作为一家生产型企业，故于1969年3月1日将其改名为“武汉市人造纤维厂”，去掉了“试验”二字。实际上，武汉市纺管局的这一定位改变了武汉人纤厂的性质。该厂设计产能为日产5吨、年产1600吨棉型富强纤维，原材料包括：（1）浆粕，设计中采用棉短绒浆；（2）烧碱，采用水银电解产品，拟请中国化学原料公司供应站安排供应；（3）硫酸，亦由化工原料公司安排供应；（4）二硫化碳，在设计中未考虑制造车间，在本市尚未生产该种原料前暂由外地供应，运来工厂后储存在工厂储库中备用。在厂房破土动工的同时，该厂将职工送往上海、福州培训，并派人前往学习南京化纤厂、杭州化纤厂等企业的先进生产经验。从1967年到1970年开车试生产为止，主车间生产人员已先后在新乡、上海、福州等地共培训111人次，生产骨干队伍已基本形成^[172]。从人员培训来看，武汉人纤厂的起步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由于“文革”的原因，武汉人纤厂从筹建到试车投产，共用了3年多的时间，建设工期一拖再拖，直到1970年7月1日方举行开工典礼。这种缓慢的施工建设进度，也可以说是“文革”时代客观环境所造成的。1970—1978年间，武汉人纤厂生产富强纤维的产量如下：

(www.xing528.com)

图6－7　武汉人造纤维厂富强纤维产量

整理自武汉市毛纺织厂：《武汉市毛纺织厂厂志初稿（1965—1982）》，武汉市毛纺织厂1983年版，第11页。

从图6－7可见，武汉人纤厂历年富强纤维产量都未能达到当初设计的最大年产量，且若干年份产量波动较大，1977年尚且全面停产，这反映出该厂运营上存在着不稳定性。实际上，该厂车间管理问题严重，操作人员往往不经考核就匆忙上车，影响到生产。不过，对武汉人纤厂影响最大的瓶颈恐怕还是资金匮乏以及原料短缺。从资金上说，武汉人纤厂的浆粕车间与二硫化碳车间原本计划投资150万元，设计能力为日产浆粕12吨，但1971年，根据国家调整基建计划精神，投资被削减，原计划日产12吨被压缩为日产6吨，这就大大制约了工厂的生产能力。实际上，该厂机修车间甚至无钱购置通用设备^[173]。由于部分设备不配套，未达到设计水平，1978年，武汉人纤厂日产量仅3.7吨^[174]。从原料方面看，1973年以后，该厂所需浆粕主要靠湖北化纤厂供应，硫酸靠大冶铁厂供应，烧碱靠武汉葛店化工厂供应，二硫化碳大部分由山西供应。该厂生产二硫化碳所需的木炭和硫磺原本由武汉市土产公司负责组织供应，后因用量过大，土产公司无法保证供应，而且须由工厂自己派汽车，翻山越岭，从恩施、京山等地的大山里将原料拖回。因此，在原料方面，人纤厂自认为“吃了上顿，愁下顿”，其近10年的生产可用“煎熬”一词来形容。由于该厂技术较差，产品质量亦差，武汉市内各纺织厂均不愿意要，遂造成产品大量积压，生产资金无法周转，原材料到货无款支付，有时连发工资也感到困难^[175]。因此，武汉人纤厂自开工后的9年间一共亏损了530万元，1979年4月下旬，该厂再次全面停产。此后，武汉人纤厂退出化纤行业，转产为毛纺织厂，才转危为安，一度欣欣向荣。

武汉人纤厂转型为武汉毛纺织厂，对于企业自身来说属于成功求存，但就整个湖北化纤工业而言，却是一种损失。实际上，当时中国各地化纤工业的发展都存在着长期性的挫折。例如，佛山于1970年初开始发展富强纤维，因技术不过关，产量低而成本高，于1973年宣告停产。其发展氯纶纤维因为原料供应不稳定而于1974年下马，其发展涤纶纤维则因设备无法完全配套而推迟投产^[176]。可以说，武汉人纤厂乃至整个湖北化纤工业在起步阶段遇到的困难，佛山化纤工业都经历过。但是，佛山市并未放弃发展化纤工业，而早期项目的失败，也为产业此后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和培养了人才。浙江省的情形亦与之类似，该省早期的化纤项目“有的走了弯路，有的未建成投产”，但这些项目“做了大量的探索性工作，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177]。江西省的九江化学纤维厂建成投产后，第一批试产的浆粕“全部不合格”，经停机改进后方能继续开工^[178]。由此可见，作为纺织工业中相对资本密集型的一个行业，化纤工业的建设对落后地区来说十分困难，其发展具有一定的战略性，需要长期持续性地注入资金，以积累产业能力。例如，上海纺织工业局从1970年代开始就致力于研发耐高温纤维，以期打破外国资本的垄断，经过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和上海市合成纤维研究所三代研究人员近30年的努力，才获得初步成功，由上海纺织控股公司于2006年正式启动耐高温纤维产业化一期项目^[179]。因此，应辩证地去看待产业发展初期的失败，尤其对于落后地区来说，发展非比较优势产业需要战略意志，甘冒长期亏累的风险，使产业内部的企业有时间学习先进技术。然而，以武汉人纤厂来说，当时既无意愿，亦无条件从事能力积累，故只有退出产业一途。武汉人纤厂的挫折与转型，也反映了当时湖北化纤工业缺乏打破比较优势束缚的意志与能力。

综上所述，武汉人造纤维厂作为计划经济时代湖北最为典型的化纤企业，可谓命途多舛。从起步来看，武汉人纤厂建立在自主科研的基础上，底子并不算太差。然而，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化纤工业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但武汉人纤厂只分配到区区150万元，还要被进一步压缩，这就注定了该厂难以正常运转。此外，原料供应不畅，则可以认为是短缺经济的通病了。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政府未在湖北投资兴建大型化纤原料厂，使湖北的企业在原料供应上依赖从省外调运，这本身就增加了湖北发展化纤工业的难度。进一步说，武汉人纤厂是一个规模很小的企业，该厂在退出化纤行业前，自己也意识到：“现国家建有大化纤厂，小化纤厂难以生存，仍会继续亏损。”^[180]只可惜，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除去与二汽配套的湖北化纤厂外，国家也并未在湖北投资建设其他大型化纤企业，这一投资不足实际上也是湖北化纤工业发展迟滞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