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料的演变上说，中国化纤工业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一为人造纤维时期，即所谓纤维素纤维，主要取自木材，从1960年开始发展，代表性企业有保定化学纤维联合厂、南京化纤厂，但很快即面临木材资源紧缺的制约；二为维尼纶时期，用电石作原料，把电石制成乙炔，再经化学方法做成纤维原料，然后纺丝，1963年引进日本技术，建成了北京九龙山有机化工厂和顺义维尼纶厂，后在全国复制了9个工厂，但维尼纶纺织品性能不好，穿在身上舒适度不高，1980年代后即逐步退出衣用领域；三为石油化工原料时期，从1972年开始，利用石油、天然气生产涤纶、腈纶、锦纶等产品，依靠引进国外大型成套设备，起步阶段建有上海、天津、辽宁、四川四大合成纤维厂[131]。而从产业演化的形态上说，与更为传统的棉纺织工业相仿，中国化纤工业的最初发展，也走了一条移植引进与本土自建并行的二元化道路，且分化为“大化纤”与“小化纤”。
近代中国的化纤工业极为落后，新中国成立之初，筹建这一新兴产业被中央政府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就有了从国外引进技术来发展大型化纤工业的移植型发展道路。化学纤维是化工产品，本该由化工部门负责，但当时化工部门以基础化工为主，主管的大行业多达13个，化学纤维被排在最后。于是，出于发展纺织工业的需要，纺织工业部产生了自行发展化纤工业的构想，并于1954年在部内成立了化学纤维筹备小组。1955年9月，纺织工业部部长钱之光率领中国纺织工业代表团赴苏联考察，侧重考察了化纤工业。他们回国后，在编制“二五”计划时，列入了拟从苏联进口成套设备建设4个大型化纤厂的计划，并派员再度赴苏联谈判。不过，与苏联的谈判并不顺利，最终，苏联要求中国从东德购买设备。1956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中国政府确定从东德引进年产5000吨粘胶长丝（俗称“人造丝”）成套设备和年产380吨锦纶长丝实验设备，建设保定化纤厂和北京合成纤维实验厂[132]。这是中国大规模引进化纤技术的开端。与此同时，中国旧有的上海安乐人造丝厂和丹东化纤厂也经过恢复和改造，于1958年开工生产，这两个厂更多地体现了中国化纤工业的本土自建道路。
在从东德购买设备建立的两家企业中，北京合成纤维实验工厂规模较小，1957年建成，并移交给了化工部，保定化纤厂的建设周期则较长。早在1955年，纺织工业部就成立了第一人造纤维厂筹建处，由令吾任筹建处主任。在与东德谈判的同时，筹建处即开始进行厂址选择和搜集资料工作，先后考察了哈尔滨、牡丹江、成都、灌县、合肥、通州等20多个地区，最后于1956年由来华东德专家组选定在保定西郊建厂。1957年10月，保定厂正式开始基建，至1959年12月基本完成主要建筑工程，1960年7月正式投产[133]。与一般纺织厂相比，保定厂的建设周期如此之长，除去特殊的时代因素外，当与中国首次建设大规模化纤厂不无关系。保定厂建成后，以棉短绒和聚酯切片为基本原料，通过化学工艺过程生产天鹅牌粘胶长丝和涤纶长丝，其粘胶长丝大部分用于纯织或交织生产高档丝绸织物，供应全国300多家丝绸厂[134]。可以说，靠全面引进技术建立起来的保定厂，是中国早期“大化纤”的典型，具有规模较大、技术较先进、产品档次较高等特征。
在中央政府引进技术创建大型化纤厂的同时，部分地方政府也投入到小型化纤厂的建设中。前文所述上海安乐人造丝厂和丹东化纤厂的恢复可谓此种建设的一个开端。以上海来说，1958年安乐人造丝厂投产后，该市成立了化纤厂筹建委员会、化纤筹建办公室，下设锦纶6、锦纶66、腈纶、涤纶、氯纶、粘胶、醋酸纤维7个建厂组，抽调了428名干部和技术人员参加工作[135]。1960年，也就是保定厂正式投产的同一年，由于棉花连续减产，中国的纺织原料问题十分突出。纺织工业部于同年提交的《关于纺织工业发展方针的请示报告》，强调要实行“发展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同时并举”的方针，即以天然原料短缺为背景[136]。在这种形势下，各地方政府对于发展化纤工业热情更高，由此催生了部分地区的“小化纤”模式，以上海最为成功。当年10月，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党委在《关于发展化学纤维的报告》中，提到上海纺织原料“一向主要仰给外省调入和进口”，由于“需要原料数量大，负担国内外市场任务重”，在原料不足的情况下，上海纺织工业“尤感压力大”，只能通过发展化学纤维来缓解压力。由于缺乏中央投资，上海发展化纤主要又只能依靠“小土群生产”[137]。(www.xing528.com)
所谓“小土群生产”，即指在条件欠缺的情形下，因陋就简地采取非正规办法从事生产建设。例如，上海市木浆粕厂改建缺少泥工，群众就“自己边学边做”；粘胶小土群缺乏先进设备，则“参照苏联一步法制造粘胶的原理，自行设计制造五合机，以简化的方法生产粘胶短纤维”[138]。在缺乏投资和大规模技术引进的条件下，此种“小土群生产”可以说是地方政府发展化纤工业的唯一途径。不过，上海市政府没有一味地支持“小土群”。1961年8月，该市纺织工业局成立了化纤办公室，对“小土群”进行整顿，撤并了不具备化纤生产条件的厂点，集中力量扶植较成熟的生产点，当年底共形成18家具有生产能力的厂点。1962年10月，上海市撤销化纤办公室，成立上海市化学纤维工业公司（简称化纤公司），直辖8家企业，兼管7个单位[139]。可以想见，上海化纤工业“小土群”发展之初存在着很多问题，例如，1961年时，“安乐厂生产的人造丝正品率仍然不高，毛丝、条干不匀现象仍很严重，生产的产品只能用于小商品，而不为丝绸厂所欢迎。”[140]因此，上海“小化纤”发展初期，“由于质量低，成本高，引起一些人的怀疑，认为‘缺乏科学根据、瞎搞一起（气）’”[141]。不过，上海市政府对“小化纤”采取的是“积极支持的态度”，并“经常给予督促和帮助”[142]，故上海市化纤公司在1980年代最终由“小土群”成长为了大型企业。这说明中国化纤工业的本土自建道路是可以走成功的。
然而，“小化纤”虽然可以成功，但其成长周期较长，且在规模与技术上与国外化纤工业相比，缺乏优势。因此，为追赶发达国家，中央政府势必要继续从事“大化纤”建设，而其模式，也仍然是从国外引进移植。1963年，纺织工业部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技术，在北京建设年产万吨的北京维尼纶厂，该厂于1965年9月建成。1965年11月，又从英国引进了生产腈纶短纤维的成套技术装备，在兰州动工建设，1969年建成投产，年产能力为8000吨[143]。不过，此种移植引进型“大化纤”建设的高潮显然是所谓“四大化纤”项目。1970年代初，大庆油田产量达到5000万吨，这使中国领导人看到了发展合成纤维的希望。1972年1月22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由钱之光组织研究起草了进口成套设备发展化纤工业的报告，并很快获得批准，3月，钱之光即派出考察小组赴日本考察三菱油化、三井油化、住友化学工业等10家公司，为引进设备做准备[144]。最终，中央政府决定引进4套化纤设备，分置于上海市金山卫、辽宁省辽阳市、四川省长寿县和天津市北大港，这就是所谓“四大化纤”。当时，中央政府对于产业布局的考虑是，将引进的成套化纤设备“分别放在纺织工业比较发达、原料短缺而人口又比较多的地区”[145]。按这一标准，产棉大省湖北自然难以入选。在这四大项目中，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于1979年11月正式交付生产，辽阳石油化纤总公司与四川维尼纶厂于1983年交付生产，天津石油化纤厂则于1984年正式交付[146]。“四大化纤”的建设，可以说是计划经济时代后期中国“大化纤”发展的最主要内容。当然，除了“四大化纤”外，中央政府在同一时期还进行了其他“大化纤”建设，如黑龙江涤纶厂、营口化纤厂等，但与“四大化纤”相比，其战略性和重要程度显然要低一些。
以上所述，即为中国化纤工业早期发展的概况。很显然，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化纤工业的演化出现了两条路径：其一为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大化纤”，系以直接向国外引进技术为建设方式，具有规模大、技术水平高等特征；其二则为由地方政府推动的“小化纤”，系依靠本土资源自行建设起来的，在发展初期通常采取因陋就简的“土办法”，在技术、产量及产品质量等方面均存在较大问题。从理论上说，“大化纤”应该是中国化纤工业发展的正常路径，然而，由于整个国家技术起点低，资金也很匮乏，故“小化纤”有了生存空间。而且，上海化纤公司曾抽调党政领导和技术人员362人、工人213人支援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一期工程建设[147]，显示出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小化纤”的技术积累，对“大化纤”具有一定的支持作用。因此，中国化纤工业早期发展的二元化道路有其合理性。然而，就湖北省而言，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投资的“大化纤”项目规模有限，地方企业发展“小化纤”又中途受挫，这就直接拖延了该省化纤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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