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纺织工业逐渐萎缩：探讨原因与未来

在1949年之前，湖北的传统纺织工业，也就是手工纺织业，以乡村棉织业为主体。1930年代，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湖北乡村棉织业已呈衰落之势。实际上，从长远来看，除部分具有奢侈品或纪念品性质的手工纺织品外，传统纺织工业产品被现代工业制品排挤出历史舞台乃大势所趋。1949年之后，湖北传统纺织工业即渐趋消亡。

传统纺织业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给性，即使近代出现纺织分离现象后，农民也只不过需要从市场上购买机纱。然而，中共建政后，花、纱、布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彻底瓦解了传统纺织工业的生产制度。要之，乡村棉织业的重要原料棉纱被统购之后，该业也随之被并入社会主义经济的轨道，而不能自由发展。政府对于乡村棉织业则采取力促其产业升级的政策，希望逐步淘汰落后的手工生产。不过，各地实际情况有差别，政策执行结果亦不一致。1956年6月，在上海举行了全国手工棉、针织业专业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手工棉、针织业生产上的管理、技术、产品质量、操作规程等问题”^[113]。在会上，绝大部分代表认为应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情况采取分别对待，采取“一般的提高专业，相应紧缩兼营，逐步淘汰木机”的方针。例如，广东兴宁有织布户50000多人，1955年压缩到只剩500多人，另有800多人转到公私合营，其他许多有技术的人只好跑到广州、上海、汕头、香港等地谋生。各地对压缩的兼营户，绝大部分令其转入农业生产，除山东省外，各地均认为转入农业问题不大。广西、四川、湖南、云南、贵州等地代表则一致反映当地技术低、设备陈旧、质量低、成本高，希望先进地区在技术上给予指导和帮助。有些地区连制造人力铁木机的人才都没有，即便是有，当时也多在赶制新式农具，故这些地区“希望中央研究解决纺织机的问题，最好纳入国家计划，或设法购买国营纺织工厂所不要的旧机器”^[114]。当时，湖北、广东、贵州、广西、江西、福建等地反映棉纱供应不足，不能满足手工棉织业生产的要求。湖北省的棉纱供应，城市能满足生产所需量的81%，农村能满足31.1%，平均能满足56%。武汉市公私合营每台布机配纱9.471件，而相同设备的手工业布机每台配纱5.232件纱，公私合营任务完不成，手工业社任务不足，故该地希望棉纱分配能够更加合理^[115]。最后，会议总结报告认为，“兼营织布户主要在农村，对于农民兼营织布的压缩，必须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收入维持生活的程度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总之，“不可操之过急”^[116]。

从全国手工棉、针织业专业会议可见，中央政府对手工棉织业实际上并未采取积极的扶持政策，相反，政府推行的政策是希望缩减手工棉织业规模，将大部分劳动力转移至农业中，残余的手工棉织业则通过设备更新完成向机械化过渡的产业升级。实际上，这一政策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相统一的，因为重工业的快速发展依赖于农业提供更多剩余，以养活日渐增多的城市工业人口。同时，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短缺经济的态势，而传统工业会与现代工业争夺有限的原料，这也使传统工业不为发展型国家所喜。不过，由于工业化不能一蹴而就，故地方上对于该政策其实反应不一，然总的倾向是希望此种产业升级能循序渐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农村手工业的存在本来就是为了吸纳农业所无法吸纳的剩余劳动力，故将该部分劳动力驱赶回农业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正因为传统工业在提高就业人口方面有较大功能，故1950年代不少地方政府对该产业持积极发展的态度。以湖北省而论，1956年，该省手工业管理局对棉织手工业产值产量规划的初步意见如下表。

表6－12　湖北省棉织手工业产值产量规划初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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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自湖北省手工业管理局：《湖北省棉织手工业产值产量规划初步意见》，1956年，湖北省档案馆藏档SZ89－1－67。

这个规划对于手工棉织业的发展无疑是非常乐观的。1957年，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总社也编印了《手工业生产经验选编——棉织业》，意在推广手工棉织业中的先进生产经验^[117]。不过，到了1958年2月，形势突变，中央决定将原属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系统领导的手工纺织业划归纺织工业部领导，并提出对该业要“采取不同情况不同办法，逐步全面纳入计划”^[118]。这一管理体制上的变化，意味着手工棉织业不再被视为手工业，在很大程度上，该产业已成为工业部门内应被逐渐淘汰的落后产能。然而，“大跃进”时期，以“土纺土织”为名的农村手工棉纺织业一度回潮，各地兴起了一批利用简陋手工设备生产的“小土群”。这些“小土群”生产力落后而能耗高，以致纺织工业部长钱之光在1959年专门呼吁：“棉纺织、棉印染和毛纺织工业等，国内已经能够生产现代设备，而且土法生产花的劳动力多，质量又差，就不必搞土的或洋土结合的。”^[119]1960年2月7日，因手工纺织高耗低产，中共中央终于发布了《关于立即停止棉纺的土纺土织的指示》，受其影响，湖北土纱土布产量亦逐年下降。1964年，湖北土布产量为310.3万米，1965年减为280.7万米，此后，土纱土布生产日趋萎缩^[120]。至此，曾兴旺数百年之久的湖北传统纺织工业可谓彻底消亡。

在湖北传统纺织工业消亡的同时，近代曾备受挤压的城市小型织布厂等所谓单织厂却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可以认为，这两个行业间的此消彼长存在着很强的关联性，在传统纺织业被作为落后产能遭到淘汰的同时，小型纺织厂包括针织厂等就填补了空缺。受国家政策影响，部分小型单织厂在技术上也出现了脱离传统形态的进化。以武汉市硚口织布厂来说，直到1953年，该厂仍实行人力手工生产。但此后，该厂即朝着机械化与自动化的方向发展。1958年，该厂在全厂所有铁木混合织布机上安装了自动停纬和自动换梭装置。1976年，由于导纬机跟不上自动织布机的生产，该厂又将3部捻线机改装成槽筒式络纱机。1979年，该厂一面从温州学习了先进经验，改装了红外线光电自控断经自停装置，一面向湖北省第五监狱织布厂学习，试制了四色自动换梭机构^[121]。硚口织布厂的发展清楚地表明了计划经济时代湖北小型织布厂在技术上有所演化，生产制度亦由传统作坊演进为现代工厂。与硚口织布厂相似的企业尚有襄樊市棉织厂。该厂起初亦系手工作坊，1953年时，厂内只有17台破旧的铁木织布机^[122]。至1956年时，该厂亦仅有118台旧铁木织布机和150部手摇导线车，全手工操作，劳动强度大而工效低。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受政府感召，该厂自制了1413台设备，改铁木织机为电动铁木织机，实现了半机械化。在这一技术革新过程中，该厂采取的策略是从小型工具改进入手，逐渐革新设备。至1959年，该厂全部织机都实现了电动化，结束了脚踩手摇的劳动方式^[123]。在农村方面，亦有一些传统手工业者被组织进合作社，最终演化为工厂。例如，汉阳县索河早在近代即以手工毛巾生产闻名，1950年，在中共的号召下，当地毛巾业个体户纷纷组织起来，成立了11个小毛巾厂。1952年，蔡甸手工织袜个体户亦办起加工厂。同时，还有手工业者组建了织布厂。此后，几经整合，1958年，汉阳县的毛巾、针织、织布合作社均被并入1951年成立的国营益民布厂，定名为汉阳县地方国营针棉纺织厂，隶属县工业科领导，有职工332人，织机129台（毛巾机83台、袜机39台）^[124]。该厂亦存在着典型的技术升级过程。以该厂织袜部门来说，直到1958年，设备仍系手摇，但1967年，国家分配了一批Z506型电动袜机，使电动设备代替了手摇设备，而该厂工人亦去汉口学习，掌握了操作新设备的技术，从此“结束了袜子生产一直靠口念、心记、手摇的历史”^[125]。汉阳县地方国营针棉纺织厂后改名为武汉市汉阳针棉织总厂，该厂的发展历程较典型地展示了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村传统纺织业是如何被国家整合为现代工业的。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湖北的传统纺织工业逐渐走向消亡。从表面上看，近代湖北纺织工业的二元工业化进程亦完全被打断。然而，就实质而言，二元工业化的机制依然存在，只是表现为不同的形式罢了。因为，在传统纺织业中，被社会主义国家淘汰掉的部分，实际上是在近代即已开始走向灭亡的“土纺土织”，换言之，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加速了传统纺织业的制度转型，并为其导入了新技术。可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湖北传统纺织工业的渐趋消亡，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产业升级，但纺织工业中的二元格局，仍然以国营大厂和地方小厂并立的形式继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