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缺经济下湖北纺织工业的发展特征

在短缺经济之下，湖北纺织工业的发展受到双重影响。一方面，由于原料、设备短缺，尽管政府以基本建设投资来驱动产业发展，但产业发展易受累于此；另一方面，由于纺织工业生产的产品也具有短缺性质，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受保护的市场，使产业能在缺乏竞争的温和环境中成长壮大。总体而言，在计划经济时代，湖北纺织工业的发展继续受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诱导，形成棉纺织业发展最充分的局面。然而，若干资本密集型关联产业发展的滞后，削弱了湖北纺织工业潜在的竞争力。

（一）由原料资源引导的产业发展

在计划经济时代，湖北省纺织工业的发展依然以棉纺织工业为重心，官修志书称这一特征“发挥了湖北棉花资源优势”，但认为“在发展棉纺工业的同时，其他行业发展比重很小，发展不平衡，使得行业结构不够合理”^[75]。实际上，湖北纺织业的这一发展特征绝非“不够合理”。在纺织工业门类中，除了化纤与纺织机械这两个行业更依赖资本与技术外，其余如棉、麻、丝、毛等纺织业，均高度依赖自然资源。以湖北来说，缺乏发展丝、毛两业的资源优势，而麻纺织业并非大宗消费品产业，故棉纺织业的一枝独秀乃势所必然。换言之，在计划经济时代，湖北纺织工业的演化依然受自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原则支配。此外，湖北纺织工业以棉纺织为重心，亦与中央战略相契合。棉纺织业在近代就是中国纺织工业的主干行业，1953年初，在编制“一五”长远计划纲要时，纺织工业部内曾掀起一股“反对大棉纺主义”的风潮，主张大力发展毛、麻、丝行业^[76]。部长钱之光冷静以对，仍然坚持了以棉纺织为重点的战略，直到1959年，仍在《红旗》上撰文称“以棉纺织为重点是从当前我国人民的需要和客观条件出发的”，因为“如果棉纺织品的供应量充足，我们就基本上解决了现阶段人民的穿衣问题”^[77]。可见，在国民基本生活水平本就较低的阶段，以生产大宗消费品的棉纺织业为重心亦有政策上的合理性。故湖北纺织工业在计划经济时代以棉纺织业为重点，既适应了本省的资源禀赋，又与中央政策相合。

从建政之初，中共即重视棉花种植工作，湖北作为产棉大省，自然也很重视相关问题，而且也有意识地要利用这一比较优势。例如，1954年，湖北省政府提出了在沙市新建棉纺织厂的计划，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省政府指出：“纺织厂在沙市建厂最有利的条件为就地取用棉花，就地供应纱布，减少棉花和纱布的往来运输。”^[78]为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湖北省政府对于棉花种植采取了扶持态度，例如，1960年2月29日，省农业厅副厅长周咏曾在中共荆州地委召开的全区广播大会上，即号召该区要“大战棉花播种关”^[79]。尽管该报告带有“大跃进”的色彩，但湖北省政府对棉花种植的重视是毋庸置疑的。1949—1978年间，湖北省的棉产量和纺织工业的棉花消费量同时呈增长态势：

图6－2　湖北棉产量与纺织工业用棉量（1949—1978）

整理自该书编纂委员会：《湖北省纺织工业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31页。

图6－2显示，尽管1949—1978年间湖北的棉产量存在着较大波动，但总体趋势是呈增长态势的，纺织工业用棉量亦复如是。实际上，因棉田面积扩大，湖北棉花产量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有3年位居全国第一位。同时，该省亦注重发展棉花加工业。例如，1963年，湖北省建立了37个棉花良种轧花站，共加工良种子棉10多万担。1964年，财政部增拨该省棉花良种轧花站投资70万元^[80]。而且，在纤维检验方面，湖北省也开展了相关工作，保证了原料质量的提高。例如，1965年，由于调往销地的棉花，发生填记错误、货证不符、品级复杂等现象相当普遍，松滋县纤检站提出了17条整改意见，湖北省纤维检验局认为很好，遂对其进行了推广^[81]。在种种努力之下，1978年前，湖北省的产棉大省地位得到了巩固，其棉花不仅供给省内企业生产，还大量调拨省外：

图6－3　湖北棉花省内供应量与调拨外省量（1949—1978）

整理自湖北省棉花公司：《湖北省棉花贸易史》，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257页。

上图显示，在1949—197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湖北省所产棉花调拨省外的数量要高于省内纺织工业自用量。这种现象的成因相当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湖北存在着充足的棉花供给，棉纺织工业发展从理论上说不存在原料供应困难。例如，武汉国棉二厂采购的原棉，通常由天门、沔阳、京山、钟祥、潜江、荆门、洪湖、监利、新洲、黄冈、麻城、广济、汉阳、黄陂、孝感等县及武汉市供给，其中以天门、沔阳、新洲及武汉市供应数量较多^[82]。沙市第一棉纺织厂的棉花则主要来自江陵、松滋、公安、潜江、石首与监利^[83]。由此可见，湖北大中型棉纺织企业的原料供应是可在省内解决的。在纺织工业中，原料在企业生产成本中占较大比重，例如，原棉、涤纶占沙市棉纺织厂生产总成本的85%以上^[84]。故纺织企业在靠近原料产地的地区更容易发展壮大。也正因为如此，湖北纺织工业在省内棉花高产这一比较优势的诱导下，形成了棉纺织业独大的格局。

（二）生产环节与流通环节的分离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沦为单纯的生产单位，此已如前所述。对产业而言，这意味着生产环节与流通环节的分离。从积极的方面说，在1949年之前湖北纺织企业饱受折磨的市场过度竞争问题就此得到解决，因为所有产品的去向都由政府分配。但是，从消极的方面说，计划体制带来了短缺经济，政府在协调原料、设备、产品等要素的流通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困难，这又给企业的生产带来了阻力。

例如，早在1957年，在湖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即有武汉代表提出：“我省各公私合营棉纺织厂，均代省纺织品公司加工，由于该公司受到周转资金限制，各厂存棉不足1月（我国各地国营厂一般在2月，苏联法定期为3个月），因调运关系，原棉质量波动甚大，造成各厂混配棉工作的波动，以致影响生产秩序正常和质量的稳定。按国家收购时，早已付出价款，任何部门储存均与国库无关，仅是账面上属此属彼而已。因此希增加各厂周转和库存量，以便分别棉质、调节用量，从而合理使用原棉，稳定纱布质量。”^[85]这显然是公私合营企业在对省纺织品公司表达不满。省纺织品公司对此进行了答复，指出原棉分配出现困难的原因之一在于：“由于纺纱用棉是用数种品级长度原棉配纺的，尽管我公司付出了相当于国营厂的购棉资金总额，但供棉单位（现在是武汉棉花经营管理处经营）未能按照规定的分支配棉比例平均进厂，往往是按调的批次品级长度进厂，各厂本月份开始使用纺用棉的同时，需要将下个月纺用棉拨进作为补充，但因未能分支按比例地衔接起来，以致虽然从总量上看有47个到52个工作日的原棉供周转，但各种品级长度原棉使用的比例与补进的比例不一致，每月上中旬不免有几种原棉过多，某几种原棉偏少的现象，一直到每月25日以前原棉拨齐时，才能符合规定比例。如果纺织厂要求各种品级长度原棉存量都不少于规定周转额，那么只有请供棉单位改善现在按批次进厂的办法。”^[86]这样，作为纱厂原棉分配者的省纺织品公司把问题转移给了下级供棉单位。而湖北省供销合作社棉花经营管理处的回应则将问题又指向了公私合营企业，认为：“我们拨售国棉一厂的棉花，也有某种长度不足的情况，由于存量超过合营厂（60天储备量）而厂方随时以储存的等级加以调剂，因此，对安排生产和稳定质量，并不因某种长度供应紧张而发生问题。”^[87]尽管省供销合作社棉花经营管理处也为公私合营企业提出了解决对策，并表示自己会加强相关工作，但该案例仍然暴露了计划体制下原料调拨体系的缺陷。由于原料供应权掌握在和企业没有关联的单位手中，而那些单位与企业并非利益攸关，故实际上不存在要为企业解决困难的强烈动机，于是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生产的交易成本。

此后，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湖北纺织工业原料供应不畅的问题一直存在。例如，1971年底，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轻工业局向省计委、省工办报告，请求解决纺织用棉供应问题，称：“1972年我省纺织工业担负外贸、军工的任务增多，内销高支纱、高档棉布如60支、80支、针织用纱、府绸、灯芯绒、士林坯布等，以及化纤混纺的花色品种也有增加。因此用棉品级不能比往年低，要求一二三级好花供应不少于用棉的60%，即在72年1至8月纺纱用棉中，一二三级好花需用115万担”，然而，“从今年新花上市后，棉花供应在数量上比较紧，在品级上过低，严重影响配棉，如襄阳地区供应襄樊纺织厂的新花四五级比例达86%”，因此，“这种情况如不立即解决，工厂就无法进行正常配棉生产，势必影响产品质量”^[88]。由此可见，在计划体制之下，企业生产环节与原料供应环节之间，存在着一种潜在的紧张关系，一旦某个环节出现不平衡，就会影响到整个计划的落实。然而，由于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计划本身实际上是不稳定的。例如，1974年11月30日，湖北轻工业局给各棉纺企业下达了关于安排12月份棉纱产量的紧急通知，称：　“12月份要完成82500件棉纱才能完成国家230000件计划。因此，12月份要在76000件的基础上，增产6500件，即增产9%。12月份是关键的一个月，能不能完成国家下达的230000件计划，就看这31天。”故轻工业局希望各企业“迅速再来一次大动员，大力表彰先进，把广大职工动员起来，大战12月，提高10%，实现83000”^[89]。这一动员令的发布是基于计划可能无法完成的现实，而在动员令中，对计划指标却又有所提高，可以想见，这势必造成企业在原料供应等方面的连锁变化，从而更加破坏整个计划体系的稳定性。因此，计划体制本身具有漏洞，会经常性地造成企业生产与原料供应的脱钩。

除了原料须由政府统一分配与供应外，企业的产品流向也由政府统一安排。1949年之前，湖北纺织企业的产品在全国市场上通过自由竞争决定销路。1949年之后，随着统购统销的实施，纺织品不再被销售，而由政府调拨。据统计，1950—1980年间，湖北省所产棉纱共调往省外144.48万件，占同期总产量的10.32%。相对而言，前期外调较多，如1951—1960年共调出98.65万件，占同期总产量的41.53%。然而，到了1963—1975年间，则外调33.36万件，仅占同期总产量的4.93%，1976—1980年外调量更是仅及总产量的0.93%^[90]。这一变化是由于湖北省棉织业的发展使大量棉纱须留在省内供企业自织自用。以武汉国棉二厂为例，该厂所产棉纱，除用于本厂织布外，在1979年前多销往武汉线厂，武昌手帕厂，武汉市第一、二、三色织布厂，前进、先锋织布厂，花山公社织布厂，和平织布厂，武昌县棉织厂及汉阳县等地，销场全部都在省内^[91]。1955—1957年系湖北省棉纱外调量较大的年份，其中93.05%的棉纱被调往以下9个地区：

图6－4　湖北棉纱外调流向（1955—1957）

整理自湖北省商业厅主编：《湖北省商品简志·纺织品商业志》，湖北省商业厅1988年版，第222—223页。

由上图可见，1955—1957年间，湖北棉纱主要调拨给了广东，其次则为广西、湖南。实际上，1960年代后期，湖北棉纱调拨对象减少，但亦开始集中调给广东、广西，大致广东占70%，广西占30%^[92]。与棉纱相比，湖北的棉布生产稍显滞后，故1970年之前，省内尚不能完全自给，被定为半产区，须从外部调入棉布。自1971年起，除1977年外，湖北的棉布调往省外则为净调出，其流向遍及全国，而以中南、西南地区为主。据现有统计数据，1980—1982年，从湖北调入棉布达千万米以上的省区为：(www.xing528.com)

图6－5　湖北棉布外调流向（1980—1982）

整理自湖北省商业厅主编：《湖北省商品简志·纺织品商业志》，湖北省商业厅1988年版，第229页。

与棉纱外调的情形相仿，湖北棉布的外调，亦主要流向广东、湖南、广西等地。值得一提的是，计划经济时代湖北棉布的重要流入地四川、湖南、云南、贵州等省，在历史上一直是湖北纺织工业的市场腹地。由此可见，某些结构性因素实际上从近代保留了下来。

和原料供应相似的是，在产品分配环节上，计划体制也存在着脱节现象。例如，1970年上半年，湖北省“工商双方库存积压情况严重，目前商业库存棉纱达3万件，棉布仅武汉站库存达3千万米，工业库存也达1.5万件，工商共计积压二级配棉的专纺棉纱达1.5万件，占整个积压棉纱数的30%”，省纺织品公司要求不再安排低级棉专纺，为此省轻工业局进行了多次磋商，但未取得一致意见^[93]。实际上，一直到1980年代初期，生产部门与流通部门仍然存在着较大矛盾与对立。例如，1983年5月，湖北省纺织工业局就出口纺织品作价及交货结算问题向省政府紧急报告，称：“按照国家物价局（1982）价字196号《关于调整纺织品价格的几项具体政策的通知》规定和今年1月18日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电报指示精神，出口纺织品的国内供应价格应按内贸调后价格加外贸现行（注：即调价前原有的）特殊要求差价制订。由于我省外贸部门单方面取消了所有出口调价产品的原有外贸特殊差价，造成了出口纺织品生产和交货结算的困难。”具体而言，生产部门面对的困难是，商业部门将各种加（差）价连同价外补贴一并取消，使工厂连最起码的内外销包装差价都得不到，“已造成部分产品、部分企业生产困难，发生亏损，资金周转不开”^[94]。这表明，由于企业在计划体制下缺乏自主定价权，商业流通部门采取的措施未必能符合企业的利益。再如，1983年，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以白厂丝亏损为由，于9月将该种产品“窒息”，致使全省10家缫丝厂中的8家停产，共计亏损100多万元，6000多名职工的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然而，省纺织工业局认为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经营茧丝是盈利的”，故向省政府建议“工贸双方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检查工作上的原因”，而且建议双方“共议丝绸经营关系的改革”^[95]。此事的是非曲直姑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生产部门与流通部门在联系与沟通中无法“心平气和”。而生产部门与流通部门间的矛盾和对立，可以说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顽疾了。自然，这对于产业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三）资本密集型关联产业发展的滞后

在计划经济时代，湖北纺织工业的发展面临着资本密集型关联产业发展滞后的拖累，技术进步受到一定影响。当时，在能源与动力方面，湖北纺织工业受制于短缺经济下的能源供应瓶颈。在设备方面，湖北纺织工业则受制于纺织机械工业的布局。

从动力角度说，在计划经济时代，湖北纺织工业主要受电力短缺的困扰，而这又与煤炭供给不足息息相关。故在1974年的《关于我省主要纺织产品品种三年规划的初步意见》中，湖北省轻工业局谓：“我省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煤电感到不足，影响生产计划的完成，请部里帮助，对煤的分配量适当增加一些。”^[96]当年，从8月下旬开始，湖北省即严重停电。9月后，停电问题不仅未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有的纺织厂一天只能开一个班，故轻工业局希望省委根据“农轻重”的方针，按照“不挤不让”的原则，采取有效措施，保证纺织用电^[97]。当时，中央确曾指示，要根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农轻重”的方针，把轻工市场安排好，保证人民生活的安定，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对轻工生产所需要的燃料、电力、原材料和运输要优先安排，安排了就要努力兑现，坚持“不挤不让”^[98]。11月1日，湖北省计划委员会亦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市在安排电力时要按照农、轻、重方针，首先安排好轻工市场用电，同时要把原材料工业用电安排好。纺织印染企业每周仍按20个班安排，出口援外和季节性的榨糖用电要给予保证”^[99]。然而，能源工业供给能力不足这一现实制约并不会因政府命令而改变。12月初，湖北纺织工业停电极为严重，成为当年停电最厉害的时期。在12月1—15日，全省各棉纺织厂共停电1055.48小时（按20班/周算），少产棉纱8098件，相当于全省棉纺织企业共停产10个工作班的产量。这就使12月上半月的棉纱产量比11月同期的棉纱产量下降11%左右。本来，11月供电情况较好，纺织企业产棉纱76000余件，创当年最好月水平。为此，轻工业局在11月底专门发出通知，要在12月份产棉纱82500件，确保完成四季度的23万件的计划指标。岂料，从进入12月的第一天开始，就连续碰到严重停电的情况，使全省棉纱日产波动在2100—2300件，少于应该达到的2700—2800件，有些企业只能开1/3的班次。轻工业局预计，照此情形，当月棉纱产量只能达到69000—70000件，是无法完成计划指标的^[100]。因此，能源短缺实实在在地破坏了湖北纺织企业的生产计划。然而，能源工业发展滞后乃是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通病，非独湖北如此。

在设备这一最主要的技术载体方面，计划经济时代湖北纺织工业则受到整个中国纺织机械工业布局的制约。1958年后，纺织工业部在下放所属企业时，保留了对纺织机械企业和化纤企业的管理。因此，在计划经济时代，纺织机械工业的布局在很大程度上仍由中央政府决定，而中央政府在规划该产业的发展时，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在湖北建设大型纺织机械企业。1957年，中央一度计划在武汉投资4000万元，组建年产15000吨的武汉纺织机械大型厂，1958年8月开工兴建，旋即因大办钢铁等运动挤占了资金而停建^[101]。如此一来，湖北失去了一个建立纺织机械业领军企业的机会，纺织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主要依靠从外省调运。以颇具规模的武汉国棉二厂为例，其创建初期的生产设备全部由郑州、青岛、上海、天津、沈阳等地的纺织机械企业供给。即使到了1982年，该厂设备绝大部分仍系省外机械企业制造。如下表所示：

表6－11　武汉国棉二厂1982年实有主机设备一览表

续表

续表

整理自该书编纂领导小组：《武汉市第二棉纺织厂厂志（1958—1982）》，武汉市第二棉纺织厂1983年版，第45—47页。

由上表可见，在武汉国棉二厂的主机设备中，由湖北本地企业生产的设备少之又少，绝大部分设备系由上海、山东、河南、天津、河北、辽宁等地企业制造。不只武汉国棉二厂这样的大企业依赖省外企业供给设备，即使一些小厂也须从省外购进生产机械。如武汉市硚口织布厂，于1965年从沈阳购回G121型分条整经机2台，1973年从天津纺织机械厂购回P1332型导筒机2台，1976年从上海第四纺织机械厂购回M301钢丝起毛机1台。此后，直到1982年，该厂又相继从海宁、郑州、邯郸、哈尔滨等市购置了机械设备。通过从省外大量购置设备，硚口织布厂才能建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棉布整理加工体系^[102]。由此可见湖北省纺织工业对省外装备供给的依赖程度之深。由于自身纺织机械制造能力较弱，湖北省纺织工业深受拖累。例如，1973年时，湖北省的锭子、钢令、钢簆等纺织配件远远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全省每年需配件6000吨，而生产能力只有2600吨，仅能满足需要的43%。全省纺织业每年需要10多万件齿轮，但由于没有齿轮加工设备，经常造成设备停台，严重影响生产。因此，湖北省政府自己亦意识到“纺织配件已成为我省纺织工业的致命伤”^[103]。再如，化学纤维用纱在针织工业中的使用日益显著，这种新形势对针织配件品种、数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湖北省的针织配件多由上海供应，1972年以后，供应基本中断，遂造成该省针织配件的供需矛盾。在湖北，承担针织配件生产供应任务的企业是武汉针织配件厂，可是，由于针织配件难度大、精度要求高，多数需要磨制，而该厂没有平面磨床、内外圆磨床等关键设备，故只能生产一般性的简单配件，对大量急需的、精密的、难做的配件则始终不能生产，向外省求援亦无果^[104]。自然，这对于湖北省针织工业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实际上，1960年代中期，纺织工业部决定将上海印染机械厂分迁黄石，将沈阳纺织机械厂分迁宜昌，分别建设黄石纺织机械厂和宜昌纺织机械厂。此后，政府又投资扶持了武汉纺织机械厂、襄樊纺织机械厂等^[105]。但截至1970年代初，这些新建企业仍不完备。例如，1973年，襄樊纺织机械厂因设备太少，曾请求从宜昌纺织机械厂调拨1台万能工具磨床^[106]。一直到1980年代初，湖北纺织工业需要设备时，仍须请求中央调拨。例如，1981年2月，湖北省纺织工业局在给纺织工业部的报告中称：“我省现有棉纺设备（包括1981年分配数，下同）共有152万纱锭，精梳机仅有57套，平均一万锭0.37套，远远不能适应国内外市场对纺织产品高质量多品种日益增长的需要。1981年化纤产品的比重又有所提高，尤其是蒲圻总厂纺织厂和武汉国棉一厂还担负有补偿贸易和出口筒子纱的任务，现有精梳设备，实难满足需要”，故“恳请在1981年再分配我省精梳机4套，以应生产急需”^[107]。同时，在计划体制下，企业的装备技术更新也由政府加以协调。例如，1982年8月10日在云梦棉纺织厂举行了改制1511ME－52″型织机座谈会。当时，湖北省棉纺织厂的织机绝大部分均为1511M－44″型，但该机型因幅窄已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故省纺织工业局召开了改制会议。会议决定改制云棉、五七、蒲纺、嘉棉、宜棉等厂的830台织机，以蒲圻总厂已改制的1511MP－52″型为准（湖北省另加了4种零件，故型号改为1511ME－52″型），技术资料由总工程师潘定生审批后，交给纺机公司负责按图加工，供需双方均无权擅自修改，改制质量由供方负责，技术资料供需双方各负其责^[108]。可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湖北纺织机械工业发展滞后，纺织企业的装备供给与更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协调解决。

不过，尽管湖北缺乏纺织机械行业的领军性大企业，却不乏生产零配件的厂家，其典型者如武汉纺织器材厂。武汉纺织器材厂本为1958年被列为基本建设重点项目的武汉第一苎麻纺织厂，但因该年政府收缩工业战线，纺织工业部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发展，将优先供给武汉的设备调往贵州都匀地区办厂，武汉第一苎麻纺织厂遂不得不于1959年下马，其时已招收之836名职工亦面临困境^[109]。为解决困难，该厂党委通过调查，发现武汉市纺织器材供应十分紧张，棉织试验工厂和国棉二厂的3054台织布机因缺乏梭子等器材而无法开工。同时，老厂1台布机1年应配备10把梭子，但武汉库存只有1把。雪上加霜的是，一向供应武汉的上海因自身纺织工业发展需要和出口任务增加，将不对外供应器材。武汉纺织器材供应短缺的局面，反而使苎麻厂党委下定决心改办器材厂。尽管当时“一无资金、二无厂房、三无设备、四无图纸”，但该厂党委利用20万元下马安置经费，采取“土法上马”的方式，以芦席棚单身宿舍代替机动车间，副厂长亲自去上海学技术，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做出了简易的刨床、车床等设备。1959年7月，该厂试制木梭成功，受到了纺织工业部的表扬，当年下半年，纺织工业部拨款60万元，要求该厂作为综合性纺织器材厂发展^[110]。武汉纺织器材厂的创立表明，关联产业的落后确实会阻碍纺织工业的发展。但该厂的创立同时表明，即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仍然可以发现熊彼特式企业家精神的存在。如果在毛式发展型国家（Maoist Developmental State）中，社会主义政党成了最主要的经济行为者，那么，党的领导干部就将在这一模式中扮演相应的企业家角色。武汉纺织器材厂实际建成之后，依然保持了前述以需求为导向的作风。例如，1973年，该厂“为改进产品质量，组成工人、技术干部、领导干部三结合小组，走访用户20余家，还派100多名工人到纺织厂了解梭子使用情况，及时的改进了质量，满足了纺织厂的要求”^[111]。只是，武汉纺织器材厂虽然取得了不错的发展成绩，但与主机厂不同，该厂难以被称为资本密集型企业。

总体而言，在计划经济时代，湖北纺织工业的资本密集型关联产业的发展是迟滞的。其中，能源工业的落后系短缺经济下的通病，纺织机械工业的落后则属于湖北特有的问题。在计划体制的大一统之下，各地产业间的协作互补尚不构成太大问题，然则，一旦计划体制被废除，各地区产业间形成竞争态势，湖北纺织工业在装备供给问题上就将面临潜在的困难。1985年，湖北能生产纺织机械的工厂有16家，生产专件、配件的工厂有16家，生产纺织器材的工厂有35家^[112]，纺织装备行业可谓初具规模。但是，与先进地区相比，湖北纺织机械工业的进步无疑相对滞后。进一步说，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开始，纺织装备工业就与纺织工业形成了协同演化的关系，刺激着纺织工业的技术进步。湖北缺乏领军性的纺织装备企业，自然也就无法享受此种协同演化关系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