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时期湖北纺织业难复苏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纺织工业经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重组。国民政府通过接收日伪资产，将前日本在华纺组建为国营企业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使中国的民营企业重新遇到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不过，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作为一家国企，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国民政府将其作为平抑物价的政策工具使用。例如，以20支纱来说，1946年10月，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售价与市价相差近30%，到1947年6月，则相差近40%^[47]。尽管国民政府希望通过政策性国企来调节物价、补贴民生的努力最终失败，但国家资本的此项战略意图却值得肯定。不过，由于战前湖北本来就没有多少日资纺织企业，战争过程中湖北敌占区亦没有大型纺织企业组建，故上述重组潮流与湖北基本无关。内战时期，湖北纺织工业的中心议题是恢复元气，然而，其复苏进程相当乏力。

在中日战争时期，湖北的大型纺织企业绝大多数皆内迁西部，战争结束后，这些企业基本上也保留了在西部创立的基业，同时亦考虑迁回湖北复业。震寰纱厂于1946年首先在汉开工，但仅144台布机运行，1947年7月始收回租给重庆裕华的5000纱锭，开工生产。汉口申新四厂则重新订购了20000枚纱锭，于1948年先开3200锭，至1949年5月开出13200锭。期间，申新四厂还筹办了香港九龙纺织厂，于1949年6月开工生产。裕华的复厂规划则为26000锭，亦属重新订购，于1948年9月开工生产，至1949年5月开锭12000枚。未能内迁的第一纱厂复工亦较早，1946年5月即开工生产，其原有的88000枚纱锭稍有损失，陆续整修投产^[48]。沙市纱厂则于1947年开车复工^[49]。与这些民营企业相比，战时迁往西北的国营官布纱局恢复颇为迟缓。至1947年9月25日，在经济部召开的全国纺织工业生产会议上，才由湖北省参议会议长何成濬与裕华的石凤翔等人提案，向中央政府建议恢复湖北纱布丝麻四局，改组为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发展华中纺织工业。该提案获得会议通过^[50]。同年9月28日，由何成濬在上海牵头召开了“为恢复湖北纱布丝麻四局事谈话会”，组建了湖北纱布丝麻四局复厂筹备委员会，提出要“组织公司招募商股，定名为文襄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文襄”乃张之洞的谥号，以之作为公司名称，无疑是为了纪念这位创立湖北现代纺织工业的先驱者。当天出席会议的还有杜镛、浦心雅、陈启天、李璜、束云章、李国伟等政界与财界人士。会议推定何成濬、杜月笙、钱新之、束云章、李璜、石凤翔、潘昌猷、李荐廷、浦心雅、杨典章、李国伟、黄师让、徐荣庭、苏汰余等人为筹备委员，并推定何成濬为主任委员，石凤翔、李荐廷、徐源泉、卢蔚乾、谭岳泉、晏勋甫等人则为副主任委员^[51]。从人员构成上看，该筹备委员会是希望湖北各大型纺织企业的经营者均能参与其事，但整个筹备过程无疑是由政府代表何成濬主导的。不过，复厂进展颇不顺利。1948年，复厂筹备委员会曾致电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商借纱锭，称：“各方初步接洽，均经就绪，惟纱锭金无，闻东北存有敌伪遗留纱锭甚多，迄仍尚有20余万锭未经利用，拟请借用5万锭，俾设厂开工以发展华中纺线基业，俟将来局势好转再行负责购还。”不过，复厂筹备委员会得到的答复是：“并无余存纱锭可资拨借。”^[52]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由于资源匮乏，文襄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化为泡影。

除了文襄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外，内战时期湖北还有其他一些纺织工业建设计划，但几乎全部失败。早在抗战尚未结束时，湖北省政府就曾提出过战后于武汉、宜沙、襄樊三区各设50000锭纺织厂的构想，呈送经济部，经济部的批复是：“关于分配湖北省设置棉纺织厂地点，亦已列有武汉、宜沙、襄樊等处。……将来自当依照计划逐步推进。棉纺工业依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规定，可由人民自由经营，政府应否特别重视，拨款举办，似宜视国家财政状况详细研讨，再行决定。”^[53]这一回复既肯定了湖北省政府的规划，又对战后由政府投资纺织工业建设的论点不置可否。1945年9月，对于湖北省政府请求以官价外汇向国外订购纺织机器的提案，财政部则回复：“应俟中央统筹规定后，再行洽办。”^[54]实际上予以了回绝，故前述于湖北三区各设50000锭纺织厂的构想胎死腹中。1947年，湖北省政府又有于武汉设立江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的计划。该计划希望在武昌徐家棚或硚口宗关泰安纱厂旧址设立一个纺织厂，生产20支纱、印织布与印色布。公司以官商合办为原则，在筹备期间全由政府投资，等基础奠定以后则依法招募商股。该公司拟规定资本总额为2000亿元，由经济部及中国纺织公司、湖北省政府各投资400亿元，其余800亿元则招募商股，收足半数后即开始营业^[55]。该计划若能实现，对于湖北纺织工业的发展自然也是一种促进。只可惜，湖北省政府在融资时遇到了困难。被湖北省政府寄予厚望的湖北省银行认为：“银行资金应以流动为原则，如投资于固定事业，一旦周转不灵，势将无法应付。至本行所存之生金银原为本行资产之唯一保证金，且为数有限，如以之投资，于本行信誉前途不无影响。”因此，湖北省银行表示无力投资于江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且建议省政府：“本省创设纱厂确属需要，惟纱厂系轻工业，依照中央经济政策，属民营范围，似可建议省政府如号召人民投资，当容易集事。”^[56]在当时的动荡环境下，号召民间投资“容易集事”云云根本不现实，纯属对省政府之敷衍塞责。然而，湖北省民穷财尽，省银行无力投资亦属实情，江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一案遂又流产。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省政府外，湖北民间在当时亦有设厂计划。1947年，在沙市经营纱棉布业多年的郝季贞发起组织沙市乾亨纺纱公司。郝季贞“见报载中央各院部会因湖北为有名产棉区，现已准允拨付武汉30万锭纱锭和机器，以资复兴”，但他认为“就华中产棉而论，固以湖北为首区，而就湖北产棉而论，尤以沙市为要区”，故他发起乾亨纺纱公司，请求政府“于此次中央拨准30万锭纱锭中拨购5万纱锭，以示提倡”^[57]。当时，连省政府欲筹办文襄公司都因无纱锭而不可得，郝季贞的请愿自然无法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www.xing528.com)

必须指出的是，抗战胜利后，湖北省建设厅利用其接收的12个企业的部分设备，将恩施手纺织工厂重组为了湖北省汉口纺织厂^[58]。据该厂厂长王安业1946年报告，汉口纺织厂原计划利用泰安纱厂旧址为厂址，但泰安厂区被后勤部修车厂占用，以致不能照预定计划实施，为早日复工，遂以花楼街太平会馆民权路中山会馆远东巷10号及义成西里1号为厂房，次第开工。该厂开办费共计支用国币6559416.00元^[59]。1947年上半年，汉口纺织厂 营 业 收 入786119110.00元，营 业 支 出611393796.34元，纯 收 益173518392.99元^[60]。该厂的主要产品和服务包括布匹、蚊帐布及代客抓绒等^[61]。总之，汉口纺织厂虽为政府创办，但作为一家非常典型的城市小型织布厂，该厂难以构成湖北纺织工业发展的主力。而且，到1949年初，汉口纺织厂“以1948年度物价步涨，原编收支预算，均感不敷”^[62]，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

综上所述，抗战胜利后，湖北纺织工业的复苏比较迟缓。一方面，回迁湖北的大型纺织企业开工时间均较晚；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振兴纺织工业的计划缺乏必要的资源，最终流于空文。因此，湖北纺织工业实际上未能从日本侵华战争的打击中恢复过来，1949年政权鼎革之际，湖北纺织工业是疲软无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