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湖北敌占区的纺织工业探析

与国统区相比，湖北的敌占区可谓该省精华，战前的经济发展程度及工业发展水平均远远高于国统区，然而，在战争期间，湖北敌占区的工业一落千丈，纺织业亦未能幸免。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日军即对该市残留的纺织工业进行重组，利用劫夺来的纺织设备开办了10家织布工厂，共有布机80余台^[40]。1939年，日本方面与武汉市的伪政权合伙开办了武汉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由武汉特别市市政府出资通货50万元、田附商店出资40万元、满洲制丝株式会社出资10万元，其业务范围包括：（1）贝蚌之采集、养殖、加工及其买卖；（2）绳索、席包、麻布之制造加工及其贩卖；（3）绷带、纱布、药水棉花、棉线之制造及其贩卖，以及军用手套、袜子、毛巾之制造；（4）柳藤之种植、加工及其贩卖^[41]。从其营业范围看，武汉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对纺织业有所涉足，但主要是为满足日本的军需而服务。除了创办这一新公司外，日军还霸占了未能内迁的华资纺织企业。1941年11月5日，日军占领了第一纱厂，改名为泰安纺织厂，并委派原日商泰安纱厂人员担任总经理与厂长。至于原泰安纱厂的厂房，则在日军占领武汉以后被拿来当军用仓库，后改为汽车工厂^[42]。尽管日军试图推行以战养战的策略，但由于武汉大型纺织企业内迁较为彻底，日军实际上无法有效利用湖北原有的纺织工业基础。换言之，整个战争期间，湖北敌占区的现代纺织工业极形萎缩，产业演化遭遇了名符其实的倒退。这一点与上海不同。上海的棉纺织工业在战争期间还曾享受过一段时间的“孤岛繁荣”，1941年前，上海民营纱厂利用此种畸形繁荣积累了资金与实力，为战后上海纺织业的重建确立了基础^[43]。然而，武汉沦陷以后，大型企业迁徙一空的湖北纺织工业毫无繁荣可言。

不过，敌占区虽然缺乏大型纺织企业，城市小型织布厂却一度勃兴，其原因可能在于大企业撤出后留下了足够的市场空间。例如，1938年武汉沦陷后，该市房产经租处经理王竹如、保险公司经理王朗山、久康杂货铺老板朱伯晋、纶康布店老板陈扶久、锦章布店职员黄子庸等人合资兴办了合记和成织布厂。该厂位于汉口贫民区一栋私房内，共筹集资金1800银元，购置了人力铁木机28台，配有染纱、摇纱、导纱等辅助设备，雇工60余人，以黄子庸为经理。然而，该厂虽乘乱兴起，其经营却遭到了日本占领军及伪政权的干扰，如不定期抽壮丁，每抽1人，厂方需花100余银元搪塞。1944年，盟军对武汉发动了规模巨大的轰炸，日军亦加紧对市民侵扰，合记和成织布厂也被迫停歇，业主将动产转移至汉阳县的蔡甸，并派出心腹护厂，工人则四处流散^[44]。除此类单织厂外，武汉沦陷后，汉阳西乡的毛巾织造业亦曾有限度地复苏，1940年，有新闻报道称：“该业在事变前，约达130余户，其时基于原料便宜，生产化丰，获利亦颇不恶；事变后，复归复业，乃至现在，约计70余户之多，较事变前户数减少十分之四五，生产亦较事变前约减削三分之一二，虽当此原料昂贵之际，户户尚尽可能织造，悉应武汉三镇市场之需要。”^[45]当然，在殖民者的压榨下，这种有限度的复苏也是不可能持久的。(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中日战争时期，在湖北的敌占区，纺织工业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自清末逐渐形成的现代纺织工业体系荡然无存。与国统区相似的是，以单织厂为代表的小型纺织企业在敌占区亦构成产业主体，同时，这些小型纺织企业同样生存艰难。因此，可以说，日本侵华战争给湖北纺织工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据1946年湖北省政府统计处所进行的调查，战时湖北共损失土布18020155匹，价值10379482元^[46]。如果再加上城市纺织工业的损失，数额自然更大。更为重要的是，中日战争令湖北纺织工业付出了巨大的机会成本，其产业竞争力的损失可能是无法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