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时期,湖北大部沦陷,国民政府统治区缩小至鄂西一隅,相当窘迫。从历史上看,由于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鄂西的纺织业本就不甚发达,抗战爆发前,尽管有人提出了在鄂西发展纺织工业的主张,但囿于客观条件,亦只能停留在构想阶段。因此,战时湖北国统区纺织工业的发展面临着极大的先天制约。
尽管鄂西不适合发展纺织工业,但退居鄂西的湖北省政府在其战时建设计划中,却给了纺织工业以相当重要的地位。1938年6月,行政院会议决议改组湖北省政府,任命蒋介石的心腹陈诚为湖北省政府主席。当时,陈诚身兼数职,其主要精力仍在军事方面,尤其是防范日军进犯重庆这一中国的战时首都。不过,戎马倥偬之间,陈诚对于发展鄂西之经济也颇为关注。1941年4月,陈诚拟定了《新湖北建设计划大纲草案》,几经修改,于同年7月提交给省府会议审查。在经济建设方面,该计划之方针系“以发展机器工业为主,并扶植手工业之生产,以补机器工业之不足”[21]。这一经济施政方针尚称现实。当时,由于湖北国统区辖境过小,而军民人数过量,陈诚的考虑是以“自力更生”的原则来维持地方经济,并采取如下政策:“增加生产”、“征购实物”、“物物交换”、“凭证分配”[22]。这套政策具有明显的战时经济色彩,意在以计划手段来配置极端稀缺的资源,以使地方经济能在战争中支撑。为实施该政策,1942年7月1日,湖北省政府成立了湖北省平价物品供应处,“以为供应之总机关,并兼理生产、交换、购运等业务,同时将合作联社业务亦并入该处办理”[23]。换言之,平价物品供应处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湖北省国统区战时经济体系的中枢,政府所办工厂亦归其管辖。具体而言,在纺织工业方面,湖北省政府办有恩施毛纺厂、谷城纺线厂、供应处纺线厂等省营工厂。同时,陈诚等人还制定了《湖北省推进民生工业纲要》,期望指导各县发展民生工厂、简易工厂及工业合作社,要求“尽先择要举办纺织、粮食、化学等工业,以适应社会最迫切之需要”[24]。因此,尽管战时湖北国统区的条件极为恶劣,但陈诚主持下的省政府还是对纺织工业的发展给予了关注。
由于湖北国统区此前并无现代纺织工业基础,而武汉、沙市的大型纺织企业在内迁过程中也未留在湖北,故该地区的纺织工业发展呈现出小型化与手工业化的特征。这一发展特征是由战时湖北国统区资本与技术均稀缺的资源禀赋特征决定的。例如,抗战爆发后,棉纺织专家穆藕初发明了“七七”纺纱机,是一种近似于手工业生产工具的小型纺纱设备。穆藕初在重庆开办了手纺训练所,又聘请前湖北棉业改进所所长杨显东,率领6名技术指导员,前往鄂北茨河创办手纺训练所,推广“七七”纺纱机[25]。可以说,以手工操作为基础的“七七”纺纱机代表了战时湖北国统区纺织工业的主流技术。尽管这种技术颇为落后,但它适应了战时资源匮乏的环境,故能够兴盛一时。例如,在湖北国统区,使用“七七”纺纱机的谷城手纺织工厂创办后,其出品“尚可畅销”[26]。值得一提的是,战前曾有人提出在湖北西部创办纺织工厂的构想,但因资本缺乏而难于实现,战争时期,迫于环境压力,这种构想变为现实。据当时的记载:“谷城已成为鄂北各县工业之中心,纺织工厂多半集中于此。共有纺织厂七八处,工人400余人,业务尚算发展,出品除土布土纱毛巾袜子外,并能织斜纹布、人字呢等式样。除纺织工厂外,农民家庭使用土法纺织者为数亦多,即谷城一县,年产土布约12万匹。土纱除可供鄂北各县纺织外,并销行巴东、河南南阳一带。”[27]另据1945年的报告,谷城纺织厂的所有产品均运至谷城及老河口销售,并且在老河口设有推广处[28]。这种战时发展提升了鄂北地区的纺织技术,例如,谷城纺织厂即利用工余时间举办长达3个月的工人训练班,至1944年11月时,已办过2期[29]。此类训练班在一定程度上当能提升鄂北地区纺织业工人的劳动素质。除谷城外,在纺织业一向较为落后的恩施,政府也兴办了恩施纺织厂,该厂规模亦不大,年产量估计约为棉纱21840斤、宽布10500匹、窄布6720匹、毛巾2520打、染色6000匹[30]。自然,这些小型工厂的成立依赖于以“七七”纺纱机为代表的低端技术。
在这些国营小型工厂中,前述位于恩施的湖北省建设厅手纺织工厂颇为典型。该厂在1942年前后有工人180名、职员19人,设备包括:纺纱机50部、宽铁木织布机14部、宽手拉织布机16部、窄铁木织布机9部、毛巾机10部、织袜机4部。不过,实际能开工的设备仅为:纺纱机30部、宽铁木织布机9部、宽手拉织布机6部、窄铁木织布机9部、毛巾机4部、织袜机4部。因此,该厂1942年产量约为:棉纱16800斤、宽洋布7392匹、窄土布6048匹、毛巾5040打、线袜2016打、染色12000匹[31]。从营业绩效来看,该厂1940—1942年间一直有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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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湖北省建设厅手纺织工厂经营状况(1940—1942)
整理自《湖北省建设厅手纺织工厂1943年度营业计划书》,1942年,湖北省档案馆藏档LS31-6-521。
由上图可见,在1940—1942年间,湖北省建设厅手纺织工厂盈余增长幅度较大,经营状况似颇乐观。不过,图中数据的大幅波动乃是一种特殊的战时特征。据湖北省建设厅谷城纺织厂1943年的报告称:“本厂业务以适应军民需要为原则,故各种产品,随时均有变易,殊难预定,至于物价波动,尤为迅速,以最近数月言之,有涨至一倍至数倍者,是以收支数字,亦难预计。”[32]因此,战时国统区纺织企业的营业绩效实际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除恩施与谷城两地纺织工厂外,1940年10月,鄂东行署驻湖北省联络员余澄曾呈请省主席陈诚开办鄂东丝绵手纺织工厂,其理由为:“查鄂东出产以丝绵为大宗,向行销长江上下游各地,武汉退守以后,因恐资敌,经由行署禁止出口,迭请贸易委员会设处收购,未准派员前往,以致土货滞销,农村经济枯窘。为活动金融改善产品起见,拟请于鄂东设立丝绵手纺织工厂,就地购买原料,加工制造后运销于皖豫鄂西北各地。”余澄的这一建议得到了陈诚的积极回应,陈诚指示鄂东丝绵手纺织工厂应由鄂东行署主办,至于开办费15000元,“准由该行署于所收省税内拨付应用,流动资金150000元,应援照鄂北手纺织铁木工合作社贷款办法,由鄂东行署保证,向省行鄂东办事处借用”[33]。目前尚无史料表明鄂东丝绵手纺织工厂是否顺利开办,但陈诚的表态显示出当时湖北省政府对于发展纺织工业是极为支持的。实际上,当省营企业遇到经营上的困难时,湖北省政府会出手相助,例如,1945年2月,政府准许谷城纺织厂的白宽布“由物资部按每匹2800元作价,收购1000匹”,这是为了“以济该厂急需”[34]。但另一方面,省政府也会要求纺织厂将产品样本送交检阅[35]。因此,可以认为,战时湖北国统区纺织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政府的推动。
不过,湖北国统区所占据的鄂西地区在当时毕竟缺乏发展纺织工业的比较优势,尽管地方政府大力支持,取得的成绩却极为有限。以棉纺织业这一主导产业来说,织布环节尚可依赖手工织造,但纺纱环节一旦缺乏资本密集度高的机械设备,将毫无竞争优势可言。然则,在湖北国统区,机制棉纱的缺乏成为纺织工业发展的一大软肋,而省营工厂生产的棉纱每月之产量仅供自身布机纬纱之用,“故需洋纱之数甚巨”[36]。换言之,在战时的恶劣环境下,湖北国统区难以建成最基本的现代纺织工业体系。资本的匮乏甚至使谷城纺织厂的工人“夜则宿于冷露之下,日则餐于烈日之中,形同乞丐,疾病丛生”,由此导致“技术优良者,因之裹足”[37]。尤为严重的是,武汉会战以后,湖北国统区处于中日对峙的最前线,日军的侵扰也使得国统区的纺织工业难以正常发展[38]。而日军的空袭则给国统区企业造成了更严重的损失。1945年4月10日下午,4架日本飞机对谷城纺织厂进行了轰炸与扫射,导致该厂“仓库当被炸中焚烧,所有未搬出财产(房屋系当地义学)概付一炬”,总计损失:“物料损失,照成本计算,共计443078.77元,搬迁旅运各费损失,共计796989.14元。”[39]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湖北国统区的纺织工业是不可能正常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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