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中国的工业集中于东部沿海的地理格局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担忧，国民政府的部分官员也曾竭力鼓动东部民营企业内迁，然响应者寥寥。由于中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等方面无法与东部沿海相提并论，故以市场为导向的民营企业家宁可冒着战争爆发的风险留在东部，也不会轻易内迁，这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然而，1937年，日本开始进攻上海后，战争风险成为现实，在政府的主导下，一批爱国的民营企业家遂与国营企业的管理者一道，将工厂迁往中西部内地。随着日军溯江而上直逼武汉，湖北的纺织企业在享受了短暂的畸形繁荣后，也开始内迁。
实际上，当时湖北的部分纺织企业家贪恋战时畸形繁荣带来的厚利，对内迁并不积极。例如，1938年4月9日，在裕华股东会上，黄师让在报告中称，当年1月6日，国民政府即曾召集武汉各纱厂代表谈话，要求申新、震寰与裕华“克日搬迁”。但是，这几家企业考虑到迁厂成本巨大，且会失去享受战时畸形繁荣的“良好机会”，故“有稍现犹豫者”，于是，某官员即对企业家们发出“声色俱厉”的恐吓：“要知道政府抗战乃抱定焦土政策，如敌人来袭武汉，纵未将各厂毁坏，政府亦将自行烧毁，免得资敌，亦免得诸公顾虑财产去作汉奸。”[15]在国民政府如此强硬的态度下，武汉的大型纺织企业亦不得不着手内迁，唯一的例外是承租了第一纱厂的复兴公司，因“有外商借款不予搬迁”[16]。1938年8月，在日军迫近武汉之际，复兴公司关厂停业。值得一提的是，日资泰安纱厂的经营者在1937年战争爆发后就撤走了，该厂由汉口市国民政府保管，并于当年12月由国民政府军政部军需署储备司接收，改名为军政部汉口临时军用纺织厂。1938年8月，该厂奉令迁往重庆，更名为军政部纺织厂[17]。
据统计，湖北内迁的纺织企业共有66家，其中包括：纺织厂5家、布厂52家、染织厂7家、麻织厂1家、袜厂1家，共计纱锭17.23万枚、布机1412台[18]。尤值一提的是，当时湖北的大型纺织企业几乎全部内迁到了西部后方。例如，国营企业湖北官布纱局于1938年奉令将重要机件运往了宝鸡，其后，该厂与中国银行雍兴公司合作，利用官布纱局的设备和雍兴的厂房，共同组建了咸阳纺织工厂，于1940年正式开工。据战后的报告，1938年，官布纱局“由平汉陇海联运迁往陕西宝鸡，只以时间促迫，至10月6日信阳失守，交通绝断，实则运到者尚不及20000锭，布机仅有150台，其所余纱机70000余锭，布机650台，原动全部，自10月22日撤退后完全损失”[19]。申新四厂则向宝鸡转移了20000枚纱锭、400台布机，向重庆转移了10000枚纱锭、100台布机。1941年，该厂又从重庆迁出5000枚纱锭、36台布机到成都设厂[20]。经营绩效最好的裕华亦迁往了重庆。震寰则分迁至重庆与西安。除武汉的大企业外，沙市纱厂也于1938年迁至重庆，1941年5月在渝复工。
这些迁往西部后方的湖北大型纺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仍然有所发展。以裕华为例，其在重庆开办分厂后，短短几年间，棉纱产量急速上升：(www.xing528.com)
图5－1 裕华渝厂棉纱产量（1939—1942）
整理自该书编辑组：《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0页。
然而，尽管内迁后方的湖北大型纺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不俗的经营成效，但从地区产业竞争力的角度说，其与湖北的关系不大。在中日战争期间，湖北的纺织工业经历了一次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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