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纺织工业在省内的扩散趋势

从张之洞移植新式棉纺织企业开始，直到1930年代，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湖北省的棉纺织工业仍然集中于武汉这一核心城市。不过，1930年以后，湖北棉纺织工业地理分布的这种格局被打破了，沙市纱厂的兴建成为湖北棉纺织工业扩散的第一步。

沙市是湖北重要的口岸城市，其商业甚为发达，有“小汉口”之称，乡人更有谚云：“天下口，算汉口；天下市，算沙市。”语虽夸张，也道出了沙市的繁荣。1920年代有作者这样描述沙市的区位优势：“水道四通八达（如东西之长江，北之便河，直通汉水；南之虎渡河，直达洞庭；西北沮水，上达当阳远安），转运甚便。”^[74]正因为沙市有如此优越的地理区位，早在清末，该市便被辟为通商口岸，而在日本人眼中，沙市“属长江沿岸殷富上区，购买力有裕，习俗尚雅美”^[75]，有着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

开埠前，沙市市场以川盐、匹头、米谷和百货的批发为交易大宗，19世纪末，棉花取代土布，成为沙市最大宗的出口商品。实际上，沙市地区土布输出的衰落是迟至1920年代末的事情了，但是，自晚清以降，棉花贸易确实日益占据着沙市城市经济的中心地位。据1933年沙市海关的贸易备忘录称：“沙市出口收入近90%是由原棉提供的。在1933—1934年的每个季度据称为400000担。”1934年的备忘录更如此描述沙市棉花贸易的繁盛：“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原棉是供沙市繁荣的可靠的因素，它享有其他任何工厂都无法竞争的优良季节。接近于80%的本地出产都经打包后送到上海，供本地纱厂用的还不到20%，大量的棉花种植园也都在沙市周围，沙市是中国第三个棉花出口城市，汉口和天津也是中国仅有的比沙市原棉出口多的城市。”棉花贸易几乎成了当时沙市经济运转的命脉，无怪乎“沙市商埠时常把它的繁荣归功于原棉”^[76]。实际上，沙市本身并非棉花产地，而是一个棉花转运贸易的中心。沙市的棉花主要来源于其周边的荆州、荆门、阧湖堤、郝穴、藕池等地，这些地区以汽艇牵引木船的运输方式将棉花送到沙市。1929年，英商汉口打包有限公司在沙市设立其分支机构，为上海、黄安、麻城等地的客商将棉花打包，然后运销上海等地^[77]。

由此可见，沙市是一个区位条件优越的交通枢纽，其腹地人口稠密，而且盛产棉花，并因此而成了重要的原棉转运贸易中心。换言之，与省城武汉一样，沙市同样具有发展现代棉纺织工业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因此，湖北棉纺织工业从武汉向沙市扩散是一种迟早的趋势。首先，沙市作为中国重要的棉花输出地，原料供给是不成问题的，而作为交通便利的口岸城市，煤的输入与商品的输出也都有保障。其次，湖北为土布织造大省，虽然乡间的自纺自织还很盛行，但机纱也有很大的需求，加之沙市接近非棉产区的西南诸省，棉制品的销路是有较大潜在市场的。再次，1930年代初沙市成立了电气公司^[78]，城市供电事业不断进步（实际上，近代资本较雄厚的纱厂完全可以自己购置发电装备），在电力供给方面也没有太大问题。最后，沙市作为“殷富上区”，商业素来发达，可以满足融资方面的要求。这样一来，在沙市创建纱厂所欠缺的就只是有意愿的投资者了，而与武汉的情形相仿，商业资本再一次扮演了重要角色。

沙市纱厂的创办者是当时上海的大棉花商李玉山。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调查资料称，李玉山是石首人，但“自认沙市人”，他的生意主要是供应上海日本纱厂棉花。从这一身份可以看到，沙市棉纺织工业堪称建立于沙市棉花贸易的基础之上。李玉山自己投资了20万元，又邀集了上海的一些工商界人士入股，主要股东包括：无锡豫康纱厂杨冠常、上海崇明商人杜少如、上海大通纱厂鲁金海、上海嘉定商人高介人、安利英洋行买办尤菊荪等。另在沙市也筹集了一小部分资本。当时，计划筹建资本总额为100万银元，但只筹齐近80万元，此后又从股息中扩充股本至100万元^[79]。1931年7月，沙市纱厂正式开工，生产规模为20000纱锭，动力为750匹马力引擎，工人1474人，当年产纱量仅3500件，次年增为13876件，用棉量52333担^[80]。可以说，这是一家规模不算大的纱厂。

值得注意的是，沙市纱厂的创立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上海资本，而这也是当时中国棉纺织业由沿海向内地扩散趋势的体现，其原因则主要基于成本考虑。据纺织专家朱仙舫统计，从沙市购买棉花运往上海所需费用如下：

表4－3　沙市棉花运沪所需费用（1934年）(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朱仙舫：《都会纺织工业衰落原因的剖视与棉业网之设计》，《纺织年刊》1934年，第7—8页。

由上表可见，从棉产地沙市将原料运往上海，每担棉花至少要耗费6.75元，而将上海纱厂的成品再运回内地销售时，又将在运输问题上产生额外的费用，无形之中就加重了厂商的成本。因此，在棉产区当地建厂，能够节约运输成本，在经济上是划算的。这就使沙市纱厂的建立更加体现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了。

尽管湖北棉纺织工业从武汉向沙市的扩散是一种必然趋势，但1930年代恰逢中国棉纺织业的大危机，因此，沙市纱厂自兴建之初就面临着险恶的宏观环境。此外，作为商人，李玉山和纱厂的其他股东亦未能扮演好工厂经营管理者的角色。据调查，建厂之初，“股东多以经营商业为主，如典当、花号等，很少具体过问该厂生产，无成本核算；李玉山等经理董事大都住上海，如该厂中有重大事件才乘飞机来沙”^[81]。与武汉部分企业一样，该厂经营者缺乏专注于企业经营的责任感。在这种管理缺位的情况下，加之上海、武汉的棉纱仍不断输入沙市市场，沙市纱厂遂处于“不开车大蚀，开车小蚀”的亏损状态中。该厂1934年10月14日的股东会议记录称：“近来由于经济衰落，商业不振。本公司当初将纱厂设在湖北沙市，因地处棉花集散中心的优势，数年来一帆风顺。可惜如今由于组织不周，领导不力，致使资金短收20多万元。”^[82]这表达了对纱厂潜力与实际情形之间巨大落差的不满。此时，总经理李玉山已因金子生意失败而完全退出该厂，但其影响极为恶劣，股东会议称：“公司所欠庄款20余万元，今年有所盈余，已经全数抵付，厂中花纱相押近10万元，须为营运之需，上海银行未允通融挪用，总经理为公司主要人员，其本身之动摇，连带影响公司信誉，因此各庄相继迫索，应付为难。”^[83]在此危局中，纱厂股东认为董事长一席最好请社会上有资望的头面人物担当，遂于1933年从全部资本中抽出一部分股本送与上海青帮大佬杜月笙，请其担任董事长。而杜月笙对于沙市纱厂的掌控竟成为该厂的一大转机。

杜月笙出任沙市纱厂的董事长后，凭借自己的影响，得到了上海金融界的支持。为解决资金困难，杜月笙进行了招股，并邀请金融界的一些重要人物如金宗城、王伯元、杨雨笙等进入沙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吸引到资金30万银元，并得到沙市上海银行的抵押贷款。不过，杜月笙最成功的一招还在于任命了纺织专家肖松立为纱厂总经理，而肖松立的一系列改革使纱厂的生产经营逐渐趋于好转。综合来看^[84]，肖松立的改革主要涉及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大量裁减冗员，全厂工人由原来的1426人减为977人，李玉山所雇用的一批人员也都被裁去，职员只剩下40人。第二，进行企业制度的变革，将纱厂原来的工头负责制改为职员负责制，改“头佬”为主任、部长，改“拿摩温”为生产组长。第三，加强对工人的管理，加大了劳动强度，肖松立取消车头凳子，使工人工作时不能停工休息，而工人每天工作整整12小时，工资却并未提高。第四，保障原料供应，通常在棉花上市，而棉花号尚未从外地打听好消息并不确定棉价时，就购进全年所需原料。第五，改进设备与技术，将原来时常停机的引擎改造为正常运行的动力设备。第六，在产品品种上讲究策略，以便与上海、武汉的国产棉纱相竞争，有材料称：“该厂战前所产16支纱，占90%多，以抵制申汉纱。据说16支纱机器是日本为了加强剥削我国人民而制造的，16支纱与顺手相适合，而申汉纱大部为反手，资本家懂得农民长期以来习惯用顺手纱，在价格相距不甚悬殊的情况下，是不易改购反手纱的，同时由顺手织布机改反手织布机对于小农有着莫大困难。”^[85]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湖北市场上的日纱大多为顺手纱，而裕华、申四等武汉华商企业的产品多为反手纱，假如上述材料可靠，则沙市纱厂可谓采取了相当有力的竞争策略。此外，沙市纱厂的成品大都售于本市棉纱号，致使有的纱号囤纱多至千余件，但少量销不出去的棉纱，纱厂亦不在本市减价脱售，而是运往重庆市场消化，为此，纱厂在重庆等地长期开庄。这样一来，与武汉企业相仿，沙市纱厂也充分利用了西南腹地。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沙市纱厂的生产效率有了显著提高，避免了停工的厄运，一直经营到了抗战爆发。在猇亭等地市场上，沙市纱厂的产品非常受欢迎，“天天由沙宜班轮运来”^[86]，与当地乡村棉织业形成了产业互补。据统计，1935—1938年10月间，沙市纱厂共产纱68591.35件，平均年产纱17147.83件，人年均产纱量16.42件，比1931—1934年提高了1.82倍^[87]。可以说，沙市纱厂也是成功应对了1930年代棉纺织业危机的湖北企业。

总而言之，在1930年代大危机的背景下，湖北棉纺织工业按其自然发展的趋势从中心城市武汉向周边进行了有限的扩散，并有进一步扩散的趋势^[88]。这一扩散要晚于江南、华北的同类现象，因此也制约了湖北早期工业化的整体进程。影响湖北棉纺织工业扩散的主要因素是原料供应与市场区位，其过程与民国前期武汉城市棉纺织工业体系的形成亦有相似之处。而无论从发展瓶颈还是危机应对来看，30年代的湖北棉纺织企业又都表现出了某些共性，从这个角度看，近代湖北的工业化模式较明显地体现了中心城市武汉的先导作用，也暴露了中心城市一枝独秀的不足。湖北工业化这种布局过于集中的弱点，其实也是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市镇结构的一种延续，而这种结构制约了地方产业集群的发育，限制了产业链的扩大与价值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