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1930年代的大危机暴露了抗战前武汉棉纺织工业的诸多弱点，也使该产业的发展特征得以清晰地呈现出来。从总体上看，战前武汉棉纺织工业过于依赖自然资源禀赋和传统市场结构形成的比较优势，缺乏以技术为基础的竞争优势。尽管武汉棉纺织企业相对于沿海日商与华商缺乏技术上的竞争力，但在内陆地区，武汉棉纺织工业却拥有一定的技术优势。正是依靠这种相对的技术优势，武汉棉纺织工业才能继续掌控湖北纺织业传统上的腹地市场。据申新四厂1936年在重庆所做的棉布市场调查称：“裕华布在川最为普遍，信誉亦好，虽北碚之三峡厂出品亦难与彼抗衡也（三峡用纱与裕华同，以永安金城纱为主，但出品则远不如裕华，当是技术上关系。”这就指出了武汉企业相对于西部企业的技术优势。在同一份报告中，还可以看到武汉企业所产棉布借助重庆这一口岸向西南更大腹地的渗透[71]。再如，湖南的乡村棉织业也大量依赖武汉纱厂生产的机纱。据30年代中期的调查，湘省土布业原料来源有三：“（1）为进口棉纱，湖南进口棉纱，以前外纱颇多，现以上海汉口之纱居多数。（2）为湖南第一纺织厂所出之棉纱，但多为16支纱之粗纱，最高不过20支，细纱均仰给于外省。各县所用之纱以粗纱为多数。（3）又乡僻之地，有以土纺纱为原料者。”[72]上述材料表明，30年代中期湖南乡村织布业的原料主要靠长沙的湖南第一纺织厂供给，但这并非湖南第一纺织厂具有生产经营上的优势，而是由地方保护主义的政策所致。实际上，湖南第一纺织厂“以成本过高，即沪汉本国纱厂出品，亦不能相比。现由湖南省府设棉纱管理所以限制进口，以维持本厂纱之销路”[73]。因此，在湖南棉纱市场的高端部分，上海与武汉企业的产品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可以想见，若无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的限制，武汉纱厂在湖南市场上将取得更大份额。
因此，在1930年代的大危机中，武汉纺织企业能够通过巩固西南腹地市场渡过难关，主要还是利用了比较优势差异。具体地说，在当时中国棉纺织业的雁阵中，武汉纺织企业整体上虽已滑落至雁阵尾部，成为与沿海产业有一定差距的内地产业，但在中西部地区，武汉企业在技术上却仍然具有优势。所以，武汉企业实际上利用了在雁阵中的中间地位，避开先进地区的竞争而向更为落后的地区发展。然而，这一策略的奏效，有赖于当时中国经济并未充分全球化，内地市场相对隔绝于沿海，而这一相对封闭的市场属性，为内陆地区的产业提供了天然的保护，缓解了全球危机的冲击。然而，武汉棉纺织企业缺乏以技术为基础的竞争优势，这也成为贯穿于其整个产业发展史的一大顽疾。(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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