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棉纺织工业体系的形成与早期发展探析

晚清时期，湖北城市工业化道路依靠的是政治强人推动。进入民国以后，湖北政治领导阶层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视远不如清季^[2]，在纺织工业中，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武汉“四大纱厂”遂成为中坚力量^[3]。武汉“四大纱厂”的勃兴体现了市场的力量。然而，在缺乏国家扶持的无序状态中，日本企业的竞争给武汉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

（一）武汉棉纺织工业体系的形成

民国时期，武汉棉纺织工业中占主体地位的是华商私人资本投资经营的“四大纱厂”，而华商纱厂的形成与官办企业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1902年，因经营难以为继，张之洞将其创办的纺织业“四局”转租给了商人韦紫封、邓纪常组成的应昌公司，租期为20年。应昌承顶四局后，获利颇丰。然而，1911年5月，瑞澂督鄂，强令终止租约，并以武力接收四局，将其转租给了以张謇为后台的刘伯森（申）。刘伯森组建了大维股份有限公司，于当年8月28日开工生产。未几，辛亥革命爆发，刘伯森逃离武昌，公司停工。湖北军政府成立后，应昌、大维两公司均以租期未满，纷纷向军政府要求继续租办，争执不已。从回忆材料来看，起初黎元洪是支持韦紫封的，后来韦氏父子未征求董事们的同意，企图把应昌改为义昌以独霸企业^[4]，但因韦紫封请拨50万元方可开工，而省库无款可拨^[5]，最后湖北军政府取消了两家公司的租约，另行招商租办。1912年12月，川帮商号德厚荣通过商号副经理徐荣廷的关系拉拢黎元洪，取得了四局的承租权，改称楚兴股份有限公司。

德厚荣原是重庆经营大宗杂货、药材、牛羊皮生意的川帮字号，光绪末年，为便利发展出口业务，将总号迁到了汉口。徐荣廷是湖北江夏人，他在代德厚荣在湖南常德设庄采购货物时，与在此驻军的黎元洪混得很熟，后来换帖结为异姓兄弟，辛亥以后，徐因为黎的关系亦被工商界选为武昌商务总会会长^[6]。德厚荣遂也利用徐荣廷与黎元洪的亲密关系组建楚兴公司承租了四局。据张松樵回忆，楚兴公司“股本原定为70万两，其中应昌公司散股40万两作8折，实银32万两。韦紫封除他在应昌亏欠20余万两外，下余只有数万两，由楚兴给他股票完事。除此之外，概是楚兴的新股”^[7]。也就是说，楚兴公司创办之初，其资本来源并非尽是德厚荣字号筹集的新股本，而含有应昌公司承租四局时留下的旧股本。但是，应昌的原始资本来源也很有问题，其80万两股本实际“一文莫名”^[8]，因此，楚兴的主要资本可以说还是清朝政府所留下的国家资本。楚兴公司成立后，由徐荣廷担任经理，其对于四局的租期定为10年，从1912年接手试办数月，1913年正月起租，至1922年期满，议定四局租金每年白银11万两^[9]。清末，张之洞曾为湖北官布、纱局申请到一些特权，而楚兴接办四局之初，黎元洪也允许楚兴的纱、布在武汉附近出售，概免税厘；如果运出外埠，亦只在江汉关完纳正税一道，可以说是继承了张之洞的政策。不久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民族棉纺织工业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楚兴也利用这一契机获得了较大发展。到1923年底，在十年的时间里，楚兴共获利白银1400余万两，折合银元2000万元^[10]，比起创办之初的70多万两股本而言，获得了近20倍的利润。其中，布局获利最多，纱局次之，丝局年均获利2万—3万两，麻局盈利很少^[11]。照此估算，丝、麻二局的盈利在整个利润中仅占到2%左右，因此，虽然楚兴公司承租的是四局，但完全可视其为一家棉纺织企业^[12]。

然而，楚兴的创建既依赖于政治关系，其繁荣也就少不了政治靠山做保障，但是其隐患亦由此埋下。徐荣廷的靠山黎元洪离开湖北以后，湖北督军段芝贵、王占元（与徐荣廷也是拜把兄弟）先后继任，楚兴公司对于四局的承租权亦不断遭受各方攻击，其中排挤最力者为清末即依仗强权争夺四局的大维公司。在袁世凯当政期间，大维的后台张謇担任了当时的农商总长，通过张謇的关系，袁世凯政府下令楚兴公司移交四局给大维公司继续承租。不过，由于徐荣廷获得了湖北督军段芝贵的支持，楚兴公司没有执行袁世凯政府的移交命令。除了大维外，当时的湖北省议会也经常提出议案，时而要求取消楚兴公司的承租权，时而要求增加租金，但因督军王占元是徐荣廷拜把兄弟的关系，楚兴对于四局的承租权亦未受过动摇。然而，到1921年8月直系军阀萧耀南继任鄂督时，形势就发生变化了。

1923年，与萧耀南有密切关系的湖北退伍军官“将军团”组织了楚安公司，将四局承租权从楚兴公司手中夺了过去，而当时离楚兴公司租约期满尚有3个月的时间。然而，在楚兴十年的历史中，其内部权力结构也进行了重组。在楚兴接办四局后，徐荣廷、苏汰余两人就暗地进行扩张自己经济势力的活动，大量收买了德厚荣刘家父子的旧股，在公司中逐渐取得实际支配权。当手中握有资本以后，早在将军团夺去楚兴公司承租权以前，楚兴的领导人即谋划自建纱厂以免掣肘^[13]。经过一番纠葛，徐荣廷、苏汰余、张松樵等人筹办的裕华厂从楚兴公司的母体中孕育而生。1921年，在武昌下新河，裕华厂动工兴建，1922年3月，正式开工生产。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创办裕华厂以外，以徐荣廷为首的楚兴资本家还在河北省石家庄创办了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22年2月破土修建，同年10月开工生产。大兴厂的董事会及总公司设在汉口，此后，它与裕华以及1936年组建的大华纺织公司同被世人称为裕大华集团。裕大华也成为近代中国少有的兴起于内地又扩张于内地的纺织资本集团。

在从国企母体中分离出来的裕华诞生前，1920年，武汉第一家私人投资兴办的大型纱厂第一纱厂已正式投产。第一纱厂的创建人李紫云，名凌，字紫云，湖北江夏县人，学徒出身，靠贩卖烟土逐步发家，宣统末年任汉口商务总会会董。辛亥首义时，李紫云支持起义军，黎元洪曾赠给他对联云：“财力雄厚，协助共和。理事明通，赞同起义。”由此可见，在清末民初的湖北商界中，李紫云是拥有很高地位的。正因为如此，当徐荣廷遇到困难时，亦曾向李紫云借银5万两。为了报借银济急之情，徐荣廷将李紫云的借款作为楚兴公司股金，后分给李30万两银子的红利。楚兴公司优良的业绩无疑刺激了李紫云自办纱厂的决心，时人云：“比年以来，武汉资本家鉴于楚兴公司承租布麻丝纱四局之获利，均崛起从事竞争于纺织一业。”^[14]李紫云所办的厂被人简称为“汉口第一纱厂”，但由于厂址设在武昌，所以也有人称其为“武昌第一纱厂”^[15]。

此外，武昌另有震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设厂于上新河，系1919年由刘季五、刘逸行、刘子敬等人创立，1922年5月开工，以刘子敬为主任董事，刘季五为总务董事兼理业务，刘逸行为专任董事兼理厂务。1928年刘子敬逝世后，其所持公司之股票大半转移，纱厂所有对内对外一切业务均由刘季五、刘逸行两董事负责^[16]。震寰纱厂的创办人中，刘子敬为汉口俄商买办，刘季五、刘逸行兄弟所在的刘氏家族（与刘子敬同姓不同宗）在清末则靠营运鸦片牟取暴利，与李紫云同样为烟土商。民国初年，刘氏家族收歇了烟土栈，在商业上另辟他途，进行多种经营，开办了许多商号，以至于被人称为“百业做尽”^[17]。不过，震寰纱厂投产之初即陷入债务困厄之中，以后的发展也一直不太顺利。

四大纱厂中唯一设在汉口的是申新四厂（简称申四），而且申新四厂也是四大纱厂中唯一由非湖北本地资本家兴办的企业。1919年10月，荣氏兄弟在汉口创办的福新第五面粉厂正式开工，因为“粉销尚佳”，而“用袋不便”，1921年荣宗敬准备在汉口开设纱厂。他的这一构想遭到了弟弟荣德生的反对，理由是“财才两缺”，但荣宗敬“不听”，“已允集股，创申新第四”，结果荣德生未入股。事实证明，荣德生的担忧不无道理。在当时荣家企业系统中，面粉厂大抵皆能盈利，纱厂则“申二无利，身重难周转，办法不合故也。换朱长清为经理，亦未转佳”。可以说，申四的开办在资本和人才的准备上都很不充分，结果，资金方面，申四集资“招30万，实收28万左右，不敷甚巨，由申垫出”^[18]；人才方面，兼任福五申四两厂经理的荣氏族人荣月泉“是个心平气和的长者”，“对于企业所起的作用，也不顶大”^[19]，两厂协理兼总工程师李国伟是荣德生的长婿，学土木工程出身，“对于纺织和制粉工业原是外行”^[20]。这样一个先天不足的企业，于1922年2月正式开工生产。

尽管四大纱厂构成了民国时期武汉现代棉纺织工业的主体，但除了四大纱厂以外，官办的湖北官布、纱局尚继续存在，另外，在汉口，紧邻申新四厂设有日商泰安纱厂。1923年楚安公司承租了湖北四局以后，一直经营到1927年2月。此后，承租四局的企业如走马灯一样迅速变化：1927年2月由开明公司承租，1928年8月至1930年3月由福源公司承租，1930年6月至1930年11月则由公益公司接手。然而，在这些企业中，除福源公司经营2年多获利达150万元外，其余各公司业务均甚平淡。1931年四局遭遇水灾，公益公司承租后尚未开工，即告止约，以后也一直停工^[21]，直到后来由民生公司承租。至于日商泰安纱厂，因规模不大，开创时仅纱锭20330枚、布机200台^[22]，故在日本在华纺中亦无多大地位。然而，武汉近代棉纺织工业体系的最终确立，并非市场自然演进的结果，而含有人为干预的成分。1924年，武汉纱厂为保持同业前途，有20年内不准添设纱厂之决议，并由当局立案许可^[23]。不过，这一同业限制对外资显然无效，因为泰安纱厂正是当年9月批准设立的。

从创办时间来看，武汉四大纱厂都利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契机，然而其正式开工却往往迟滞于欧战结束的时间若干年，这也将使其成立之初就面临一个险恶的市场环境。这一先发优势的丧失将深刻影响到湖北纺织工业此后的发展路径。

（二）武汉棉纺织工业竞争力的疲软

1912—1929年间，武汉的棉纺织工业经历了一个繁荣时期，并最终确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棉纺织工业体系，仅从规模上看，武汉的棉纺织工业呈现出向前发展的态势。1911年，该市有纱锭78910枚，1925年已增至285819枚；普通布机和自动布机则分别由475台与1000台，增为5849台与3352台^[24]。如果以1924年作为武汉棉纺织工业体系最终确立的年份，则比较1925年与1911年的数据，可以看到在作为主要衡量指标的纱锭数量方面，十余年间增长了近3.6倍。仅从表面规模来看，欧战前后武汉棉纺织工业的勃兴是无可置疑的。

然而，如果深入考察，就会发现这一时期的武汉棉纺织工业存在着很多弱点，其竞争力较为疲软。以申新四厂而言，从开办之日起到1930年代初，基本上一直处在亏损状态中：(www.xing528.com)

图3－1　申新四厂盈亏统计（1922—1931）

整理自周伯苻：《申四福五历史资料乙编初稿》，武汉档案馆藏档113－0－954。

在10年的时间里，申新四厂仅有3年盈利，这就很能说明当时武汉棉纺织企业的绩效了。与之相仿的是，第一纱厂自开工以后，仅最初几年效益尚可，以后一直处于亏折中。四大纱厂中规模最小的震寰纱厂也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因此，与规模上令人赞叹的增长所不同的是，武汉棉纺织工业体系确立以后，各企业经营状况普遍不佳，产业竞争力极为疲软，其原因则如下文所述。

首先，武汉棉纺织业规模不甚合理。从整个行业来说，到1924年时，由于外资在华所设纱厂的数量有很大增长，机纱市场的竞争趋于激烈，过多的设厂生产只会造成企业平均利润率的降低。武汉华商纱厂联合进行设厂限制也是基于这个理由，其递交政府的呈文称：“商公司等，于欧战前后，就武昌、汉口设立机制纱厂，纱锭共约15万余枚，前清张文襄公督鄂，倡办纱布两局，其纱锭9万枚，共计24万有奇，每年出纱总数不下23万包。以湖北一年计，已供过于求。加之，欧洲纱厂，因欧战停办者，迩来逐渐恢复，日纱不能如前之行销欧洲，遂转运来华，供给多而需要少，以致价格低落，资本亏折，纱业前途，危险已极。”^[25]前已述及武汉四大纱厂的创办都利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契机，然而其正式开工却往往迟滞于欧战结束的时间若干年，这就使得它们无法享受欧战所带来的宽松市场环境，而要直接承受战后市场竞争加剧的压力。

同时，单个企业规模的不合理也对武汉棉纺织业发展造成了阻碍。清末张之洞创办官布、纱局时因为“造端宏大”而导致的资金缺口困境也在私营棉纺织企业中重演。李紫云创办第一纱厂时，该厂有纱锭44000枚，布机500台（亦有资料称600台），规模尚称合理。1920—1921年，第一纱厂开工两年后，在技术力量、机器设备上均处于较好的状态，因此能盈利120万银元^[26]。受此鼓舞，李紫云和第一纱厂的股东颇想扩大企业规模。然而，添置新机器设备需要较多资金，工厂一时难于筹集。这时，英商安利英洋行主动向工厂表示，愿意提供贷款。约在1921年时，洋行向工厂贷款约合白银200万两，工厂则以当时所有的全部固定资产作为还款保证^[27]。扩建后的第一纱厂拥有纱锭88000枚，布机1200台，“规模为各厂之冠”^[28]。和创办之初相比，第一纱厂的规模扩大了一倍。然而，规模的扩大并未带来预期的收益。相反，工厂逐年亏损，从1921年起的3年内，累计亏损超过1000万元，董事会被迫于1924年将工厂交给安利英洋行接管。洋行委派宋立峰为工厂总经理，但宋立峰根本无意于好好经营纱厂，结果四大纱厂中规模最大的第一纱厂毫无起色，从1921年起到1935年止，累计亏损2000余万元^[29]。由此可见，第一纱厂超越适度规模的盲目扩张，最终拖累了企业的发展。对此，业内人士也是有所认识的，1930年12月7日苏汰余在裕华股东会上的报告称：“盖第一纱厂脚跟尚未立稳，贸然有第二厂之进行，负债过重……所以不免受制。”^[30]1930年代裕华能够取得稳健发展，也是吸取了第一纱厂的惨痛教训的。

其次，武汉纺织企业存在着制度缺陷，并缺乏专业人才。从制度建设方面说，民国前期武汉各纱厂均无太大建树。以申新四厂为例，据称，在其创办初期，“一切规则组织，比较简单”^[31]。从组织管理上说，申新四厂初期也沿袭了旧式管理方式，依靠工头管理生产和工人。一般工人进厂都要通过工头，新工人进厂时先拜师傅，师傅教一个徒弟，厂方月给津贴1元，学徒期间生活费用自备，除了做工以外，还要无条件替工头做上几年，一两年后满师，要恳求师傅买通工头才能成为正式工人^[32]。在此，可以看到的是传统手工业中的学徒制度在新式工厂中得到了延续，然而由于其尚保留着较为原始的形态，因此既不利于技术工人的成长，也不利于厂方的管理。第一纱厂创办初期情况要好一些，当时，李紫云用高薪从上海和湖北的官布局招了数百名技术熟练工人，同时对本省各县农民及武昌城内的应招者，进行严格的考工制度，应试合格者方可上车。尽管如此，厂中也存在着组织管理上的漏洞，例如：“细纱间之皮辊花，本是白花，因女工未成年，多半人身短，机板太高，故所纳之皮辊花，只能用手上抛站板之上，向上抛时，十有八九落于地上。扫地之人，不分好花、歹花，通通扫入脚花之内。致使每百斤价31、32两的棉花，陡变成1、2两价钱之油花”，结果“每年吃亏银两总有数万之多”^[33]。这是管理不善加重企业成本负担的一个鲜明例子。

此外，武汉棉纺织企业创办初期一般都面临着专业人才匮乏的局面，无论是熟练技术工人还是中高层管理人员，都比较缺乏。在工人方面，直到1932年时，裕华的细纱车间还全部使用男工，这些男工“对新技术的接受阻力大”^[34]。在中高层管理人员方面，武汉各大纱厂的早期创办者主要并非出身于棉纺织业领域，这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比如，申新四厂的李国伟“是学土木的，对于纺织和制粉工业并不内行，摸索前进，总不免走走弯路，当时有人说他拆拆装装，白费材料和气力”^[35]。再如裕华纱厂的张松樵，黄师让对他如此评价：“不足之处是个人纺织理论基础较差，不懂问问技术人员，实际工作则搬老经验，如何运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来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不能说是没有缺点的。”^[36]这些问题与缺点，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解决了。

上述两个原因导致了武汉棉纺织工业整体竞争力较弱，尤其是无法与日资竞逐。当时，日本扩大了对中国棉纺织业的投资，在中国建立了一个从原料收购到产品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实际上，日本政府一直对本国纺织业予以扶持，采取了发展型的产业政策协助产业竞争，“甚至为争夺国外市场，不惜以国力相周旋，多方面予以发展便利”^[37]。通过产业链的全方位竞争，日资极大地抑制了中国民族产业的发展空间。当然，对湖北棉纺织工业而言，其竞争者并非仅仅日商，还包括了国内企业尤其是上海的纱厂。在武汉棉纱市场上，据称：“除在其萌芽时期是靠印度来纱和后来的英商、德商洋行运销的以外，其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日纱、申纱、本地纱厂生产的纱。”^[38]这三种棉纱在民国前期的湖北市场上展开了激烈竞争。在“五四”期间抵货运动的积极影响下，楚兴公司在进口替代方面一度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下表所示：

表3－1　1915年与1919年汉口市场不同产地纱、布比重之比较（百分比）

说明：（1）数据来源于该书编纂委员会：《湖北省纺织工业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2）在原资料中，仅有1919年的进口纱、布比重，但鉴于日本纱、布在当时的中国进口棉货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假设其为日本纱、布比重的代表。

上表显示，1919年的武汉棉纺织工业在进口替代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在棉纱方面，与日纱相比，完成了一个结构性的转换。事实上，当年在沙市棉纱市场上，日纱的比重也由1915年的99.05%下降到了17.08%，武汉纱的比重则从1915年的0.69%上升到77.16%，上海纱也有相应的增长。只可惜，1919年是一个过于特殊的年份，等到1924年武汉棉纺织工业体系确立以后，华商纱厂又感受到了日纱咄咄逼人的攻势。但是，在华商纱厂的合力竞争下，1926年输入湖北的纺织品总量比1924年下降了33.67%，湖北输出纺织品数量却增加了81.4%，当时的调查称鄂省纱布“外货销路已渐减少”^[39]。好景不长，1926—1927年间，受北伐战争影响，武汉各纱厂普遍陷于混乱之中。当时，裕华厂在围城期间不仅停工，在北伐军入城以后也因为劳资纠纷而导致企业领导层纷纷离汉，据黄师让回忆称“局面难以维持”^[40]。申新四厂的情况也很糟糕。1926年夏天，申四“适在战线之中，炮火连天者两日余”^[41]，对企业经营造成了负面影响。当时，面对工人斗争，荣氏经营消极，停工减产，1927年12月3日，荣宗敬在给李国伟的信中尚且说：“两厂工资问题如否解决？倘要12月双薪，决裂收歇，永不再到汉口办厂矣。”^[42]可见其时局面之艰危。震寰纱厂“自十五年夏历正月1日起截至同年12月底止，为第四届结账之期。其间因军事停工将近两月，兼之工人加薪以及补助、抚恤、星期日纪念日工资照给等情，损失甚巨”^[43]。大革命时代工人阶级的斗争体现了政治上的正当诉求，但对于起步未久还极其幼稚的民族工业而言，工人运动从客观上确实冲击了企业正常生产，因此引发了资本家的恐惧与抵触。在战争的破坏和劳资纠纷的影响下，1926－1927年的武汉棉纺织工业陷入了某种无秩序的混乱之中。

然而，就在此时，日商却趁机抛售棉纱，每件水月牌纱售价较1924年降低27.4%，此举扩大了日纱在城市的市场，并使其逐步深入农村。1927年，武汉输出纺织品比1926年下降37.11%，裕华纱厂亏损银18.56万元，震寰纱厂亏损银41.79万元，武汉棉纺织工业损失惨重。而据回忆：“日货倾销在大革命以后就厉害起来。当时武汉各厂都不同程度的停工减产，日纱就乘机占领和扩大市场，并且逐步深入农村。裕华的销售市场——武汉附近的汉阳、阳逻以及新洲一带，逐步被日纱所代替。”^[44]裕华的赛马纱与日商泰安纱厂的力马纱相较，“赛马牌纱重，但质轻易断折，力马牌质略轻，惟拉力强，比较好用”，所以，在枣阳市场上，“以力马牌纱为多，二者销量约为一与三之比”^[45]。本来，武汉各纱厂的产品“品质相仿”^[46]，而日纱略胜一筹已能在市场份额上超过华纱约两成。当日商采取低价倾销的策略以后，华商纱厂更是难于应战。由此，1926—1927年前后是湖北棉纺织工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前，面对日货压力，武汉各纱厂尚能进行强劲抵抗，但自1927年以后，日货利用武汉纱厂陷入混乱所出现的短暂真空，在华中市场上扩大了倾销，并逐步确立起在该市场上的优势地位。这也为1930年代前期湖北棉纺织工业的大萧条埋下了伏笔。

除了产业内部的缺陷外，配套产业如纺织机械制造业的不发达也成为拖累武汉棉纺织企业的重要因素。整个近代，湖北用动力驱动的棉纺织工厂，所用的机器、配件器材主要从外国进口，机器的修配主要由本厂机修工人承担，直到1949年前湖北没有一家专用生产纺织设备的工厂^[47]。然而，主要生产设备全部依赖进口给武汉棉纺织企业造成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并直接拖垮了一些企业。前文已经提到过，第一纱厂为扩大规模，不得不依赖安利英洋行从海外购买机器，结果因这层债务关系最终被洋行所控制。震寰纱厂“自民国八年组织以来迄今五载，其间经过事实，困难甚多，最著者莫如机器迟到一事。据本公司与上海安利英洋行订购机器合同，全厂机器应于十年夏历3月完全到齐，不料伦敦制造厂因罢工风潮延不交机，迟至十一年夏历正月运到纱锭始达1万之数”^[48]。震寰在1920年底所订的20736锭纱机一直拖延到1923年4月间才全部交齐开工，这使得该厂错过了迅速赚取利润进行初步资本积累的大好时机。此后，震寰的资本家力图通过规模扩张来挽回颓势，但只不过是陷入债台高筑的恶性循环而已^[49]。由于向洋行赊购机器，裕华创办之初也不得不通过增加资本的办法来还债^[50]。从这些纱厂购置机器的过程可以看到，纺织机械作为近代纱厂的基本生产工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企业而言，购置纺织机械开销甚大，在资金上造成不小压力，而只能通过洋行从海外进口纺织机械更是增加了企业运行的巨大风险。然而，由于近代湖北机械工业水平不高，生产结构也不尽合理，因此，湖北棉纺织工业只能承受进口纺织机械的高成本与高风险，而这也拖累甚至拖垮了部分棉纺织企业。如果说机械工业的不发达是明清时代中国传统纺织业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之一，那么，民国时期湖北机械工业的欠发达仍然是导致该省纺织业缺乏竞争力的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