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后发展国家而言，进口替代乃是后进国精英阶层推动工业化的主要目的之一。对近代湖北纺织业而言，进口替代体现在纱、布两个领域。在棉纱领域内，情况相对要简单一些，主要是民族工业所生产的机纱对于进口洋纱的抵制问题。张之洞在创办纱局时曾表示：“照得鄂省土产，以棉花为大宗，民间日用，以纱布为最广。武汉为七省通衢，贸易繁盛，进口纱布日见其多。虽省中已设有布局，近又新造纱厂，核计所出纱布尚不为少，然比之汉口进口之数，相去远甚。”[63]不过，这里提到的纱、布进口，主要指洋纱，在洋布方面，“湖北织布局一开，而江汉关进口之洋布已岁少十余万匹”[64]。据当时西方国家的报道，在汉口市场上，“官局出布之后，进口洋布较少。然官局虽出纱不少，进口洋纱，尚见为增”，他们据此推断湖北织布局“既多用官纱，或亦间用洋纱”。对于这种推断，与布局、纱局联系密切的《湖北商务报》予以了断然否认，称布局“每月出官布10000匹左右，约用官纱1200—1300百担外，尚有官纱4000余担出售，余纱如此之多，岂有不用本厂余纱，转购用洋纱之事”[65]。实际上，据图2－2的数据来源，1899年时布局的棉布年产量已大为萎缩，但棉纱年产量尚有41162担之巨，则每月平均生产3430余担，即使《湖北商务报》所言有所夸大，但纱产量足敷织布之用则大体不错。既然如此，为何洋纱进口不见减少，反而增多呢？原因在于当时湖北进口的洋纱并非用于新式棉纺织企业织布，而是大量销往农村市场，乡村棉织业成了洋纱的主要需求来源。
不过，洋纱对于湖北市场的进攻也并非无往不胜，除了那些仍然自纺自织自用的农户没有对机制纱的特殊需求外，一些地区也曾经出现过对于洋纱的主动抵制。例如，在19世纪末的沙市，当地海关曾报告：“在所织布匹中，并不采用洋纱，几年前曾开始试用洋纱，但在土布行庄公所的决议下，这一试行就很快的中断。”[66]各种迹象表明，使用洋纱往往是各地农民自觉自愿的行为，而对此采取抵制的往往是当地的布匹商人。其原因在于农民作为直接生产者，对于使用洋纱和自纺自织之间利益比较的差异有较为明确的认识，而布匹商更关心土布的质量，并担心掺用洋纱织出的土布“不能耐久”。布匹商人的这种态度甚至影响到了国产机纱的销售。1898年，安陆等鄂中地区的布匹商人因为担心洋纱会回潮霉烂，拒绝收购农民使用洋纱织造的土布，导致“官纱交易顿形减色”。对此，布、纱局总办王秉恩颇觉委屈，谓：“鄂局开织七年，近来销行更广，运至云贵、陕甘、四川者甚多，水陆行程非数月不能到地，从未有发霉一说，此其明证。即纱销湖南、四川皆大批运往，佥称较洋纱为胜。”张之洞遂命当地官府晓谕商人：“民间买纱务须认明湖北官布局、武昌官纱局双龙抱珠纱牌为记，即系官纱，自无回潮霉烂之弊，俾得一体周知。”[67]实际上，现有文本无法确证进口洋纱是否真的存在着回潮霉烂的质量问题，但在当时的市场上，湖北新式棉纺织企业的产品比洋布更接近于传统土布的品质[68]，而这与两者所用机纱的品质有关[69]。简言之，进口洋纱的比较优势是高端产品的技术附加值，若其舍弃技术而适应中国农民的消费偏好，将无力应对中国土布的价格竞争；另一方面，张之洞所办新式棉纺织工业，技术水平还达不到20支或30支纱那种高度，只能以生产14支或16支纱这些偏中低端的棉纱为主，因此使用其产品织成的布反而更接近传统土布的品质。是故，在清末中外棉纱的竞争中，国产机制纱在一段时间内能够依靠对中国农民消费偏好的满足而在中低端市场上替代进口洋纱。(www.xing528.com)
但是，这一局面很快便被日本打破了。与中国一样，日本也是一个走移植道路来发展新式棉纺织工业的后发展国家，它的棉纱生产无法撼动英国棉纱在高端市场上的地位，却足以在中低端市场上与中国机制纱一较高低。而与日纱相比，清末湖北市场上的国产机制纱质量不过硬，“粗紧异常，易结疙瘩，故织户均不乐买”[70]，这样一来，中国机制纱自然无法有效地对日纱予以替代。与此同时，尽管前文提到了清末部分中国布匹商人对于洋（机）纱的主动抵制，但这种抵制也未能持久。究其原因，中低端的机纱既可以满足布匹商对于土布品质的需求，又可以使农民享受到纺织分离的利益，因此，机纱的普遍化也就难免了。
在棉布领域内，情形更加复杂，不仅存在着本国机制布对于进口洋布的替代，也存在着土布对于洋布的天然抵制。但土布抵制的不仅仅是进口洋布，它同样抵制着本国机制布。然而，由于洋布对于中国棉布市场的侵蚀本身不如洋纱那么剧烈，因此，棉布方面的进口替代任务反而也没有那么迫切。综合棉纱、棉布两方面的情况，清末湖北的棉纺织业还只处于起步阶段，离实现进口替代尚有相当大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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