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棉纺织业的城乡二元格局初步形成

清末湖北棉纺织业的二元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一方面，在城市中，张之洞通过威权主义的工业化路径移植了大型新式棉纺织企业，并带动了一些小型织布厂（即1949年后所谓“单织厂”）的勃兴；另一方面，在乡村，传统棉纺织业也因为机制纱和铁木织机的引入而产生若干变化，部分地区的土布织造出现了改良的迹象。

自张之洞创办了新式棉纺织企业后，受其影响，清朝末年湖北各地出现了一股兴办城市小型织布厂的热潮。1904年，道员喜源在荆防开设八旗劝工厂，从武昌聘请纺织毛巾、棉带及新奇花布的工师和高等技工，到厂指导各旗丁学习。据民初调查，该厂有织布机120台，男工120人，女工67人，每月可织布1000匹，毛巾500条，靴鞋300双。1906年，有邓姓商人筹资20万两在沙市创办织布厂，1907年，有商人徐克詹设广生织业公司，专织东洋柳条各布。此外，武昌、汉口、汉阳、天门、老河口、郧县、施南等地，也都有兴办小型织布厂的记载^[53]。这些小型织布厂一般设立于城市中，雇用若干工人，采用改良织机进行生产，产品销于城乡各地，其创办者，既有政府官员，又有民间商人。此外，一些地方精英也参与到了创办纺织厂和改良棉纺织的事业中，其代表者如宜昌的黎阴三。黎阴三是宜昌人，清末最后一届秀才，1903年东渡日本求学，先学习制革，后专攻纺织。1905年黎阴三学成归国后在宜昌城内定居。他从日本带回了2台以蒸汽机为动力的铁质织布机，以及数台铁木结构自动穿梭的脚踏织布机，并邀请宫崎兼太郎等3位日本技师帮助调试。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黎阴三在宜昌创办了“宜人组织机厂”。宜人组织机厂是宜昌第一家纺织厂，一直经营到了1920年代末^[54]。黎阴三及其祖辈并无经营工商的经验，因此他属于地方精英兴办实业的典型代表，可谓清末湖北早期工业化浪潮的产儿。

中国传统棉纺织业的发展过程中一直缺少城市手工工场环节，晚清时期以黎阴三宜人组织机厂为代表的城市小型织布工厂是开埠通商以后出现的新现象。这些城市小型织布厂的兴起依赖于机制纱的流行及改良织机的引进。廉价机纱的运用“使得手工织布的边际所得超过了最低的维生费，工厂可以雇用全时工人从事织布工作”，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只有手工织布厂而无手工纺纱厂的出现^[55]。在表2－2中，已经可见清末湖北农民使用机制洋纱织布要比自纺自织得到更多收益，这种纺与织之间的不同比较利益不仅存在于乡村，也同样存在于城市中。因此，城市小型织布厂的兴起从根本上说也是纺、织两工序不同比较利益作用的结果，它与乡村专业织户的不同之处仅在于织布厂把个体劳动者集中到了一个特定空间中，并由资本家或小业主供给劳动工具与原料。但织布厂能从雇用劳动中获取利润，本身还是因为使用机纱织布所能够获得的收益在支付完工人工资以后足以产生剩余。另一方面，先进生产工具的引进也提高了织布厂的生产效率，从而使其产品获得在市场上生存所必需的竞争力。(www.xing528.com)

旧式织机的织布效率一般颇为低下。宜昌的旧式木质织布机，要一手扳扣，一手喂梭，花几天的时间才能织成1匹布^[56]。枝江安福寺使用纯木制“手机”的织户，脚踩手推，熟手1天也只能织3丈2尺的布1匹，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工效低^[57]。然而，使用新式织机的生产效率却要高许多。如枝江安福寺部分织户使用铁木混制的“洋机”，只需脚踩，1天可织布3—4匹，工效是旧式木制织机的3—4倍。在枝城古老背，从汉口购买的改良织布机也被称为“洋机”：“其机架仍是木制，有一个大铁盘，又配有大小铁齿轮盘，木架中心横贯铁梁，大铁盘用皮带带动大小齿轮，脚踩踏板，大小轮盘转动，可以自动投梭。每人每天可织布3匹，且宽窄一致，长短整齐。手工木机多用手工纺纱，这种改良机的原料以后也改为16支机纺纱，质量也大大提高。”^[58]古老背的铁木混制织机可视为清末湖北改良织布机的一般形态，其特点是可以使用机纱生产，不仅工效较高，而且所织棉布质地更为规整，因此市场需求颇大。尽管上述列举的改良织机的例子主要是乡村棉织业中的情况，但城市小型织布厂的技术水平与此无异。前述宜人组织机厂在创办之初尽管有黎阴三从日本带回的蒸汽动力铁质织布机，但因为房屋受不了该机器的震动，而不得不转卖给了黎阴三的四川同学，此后，该厂的主要生产设备也就是安福寺、古老背等地所通行的铁木织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末湖北所涌现的城市小型织布厂体现了一种中间性：一方面它与乡村棉织业拥有相同或相近的技术水平；一方面它又具有不同于农家副业的制度组织。不过，清末湖北此类小型织布厂的数量仍是极为有限的，因此在棉纺织业的城乡二元格局中，它们并不占主流地位，也未构成独立的第三极，与新式棉纺织大企业并行发展的主要还是乡村织布业。

由此，在清末湖北棉纺织业的二元格局中，可以看到城市新式棉纺织企业与乡村棉织业之间存在着如下三种互动关系：其一，在湖北及其经济腹地，各种棉制品交易规模的扩大，从整体上为湖北棉纺织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市场条件；其二，新式棉纺织企业为乡村棉织业提供了机纱这种新型原料，而乡村棉织业也成了支持新式棉纺织企业成长的重要市场；其三，城市棉纺织企业所生产的机布与农民织造的土布相互竞争，对于两者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湖北传统棉纺织业所固有的市场腹地，成为新式企业在初期扩大销售的便捷路径选择。张之洞对此了然于心。事实上，他创办的棉纺织企业确实将产品运往四川等地，如1899年即有鄂纱入蜀的报道：“湖北官纱局所出棉纱，推行日广，日前楚强小轮船，由省会带民船两艘，装满官纱800余件至宜，湾泊招商局码头，旋即将棉纱起存局内。翌日轮船又开赴下游车湾，带棉纱船2艘入蜀。”^[59]据地方志记载，车湾本是荆沙地区的重要棉布产区，“蜀客贳布者相接踵”，湖北官纱局对于机制棉纱的销售，既利用了湖北传统棉纺织业的区域外市场，又利用了川、鄂两省固有的贸易商路。1898年，重庆销售的中国生产机制纱共52200担，其中42100担来自上海纱厂，运自武昌官纱局的则有10100担^[60]。1899年时，湖北官纱局有细纱机149张，实开120张，每月能出纱5000担上下^[61]，假如该局能开足12个月，则有1/6的年产量将供给四川市场，这是一个比较可观的份额了。当时布局所织棉布“运往云贵、陕甘、四川者甚多”^[62]，实际上与湖北传统棉纺织业的布匹销售路径是相一致的。进入民国以后，这种传统路径依赖对于湖北棉纺织工业的战略意义将会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