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新式纺织工业的移植探析

开埠通商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不仅贩运大量商品来华销售，还试图在中国本土开办工厂，以降低成本，牟取更大利润^[29]。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前的约30年时间里，列强一直在想各种方法尝试在中国开办新式棉纺织工业，但因为清政府的阻止而收效甚微。是故，中国新式棉纺织工业的移植，主要还是由中国人自己来完成的。这其中，担当主角的是清朝的洋务派官员。

早在1876年，李鸿章即因津海关道黎兆棠的建议，派魏纶先承办机器织布，但因未筹集到股本而罢。两年后，李鸿章批准了一个在上海设机器织布局的计划，并札委郑观应和另两个买办为织布局会办、帮办。1880年，这个进展甚微的计划又被一个新的计划取代，不过，李鸿章于是年为创建中的织布局取得了垄断性的“十年专利”。此后，由于各种原因，直到1890年，已装成一部分机器的织布局才在上海杨树浦先行开工，成为中国移植新式棉纺织工业之始。从提出计划到最终部分建成，上海机器织布局的诞生竟经历了12年之久。然而，1882年，当中国的上海机器织布局进展甚缓之时，日本的不少旧大名、实业家、商人，响应涩泽荣一的号召，创立了股份公司制度的大阪纺纱公司，翌年就开工生产。1888年以后，在大阪纺纱公司良好业绩的刺激下，以该公司为样板，日本全国相继成立了以三重纺、钟渊纺、摄津纺、尼崎纺为首的1万锭规模的纺纱公司。1890年，也就是上海机器织布局终于部分开工的同一年，日本的纺纱工厂增加到了39家^[30]。此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并通过《马关条约》获得了在中国开办工厂的特权。自此，日本的棉纺织企业，尤其它在中国所创办的纱厂“在华纺”，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中国新式棉纺织工业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与压迫者。李鸿章、郑观应这批人在中国新式棉纺织工业移植之初的拖延，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这一主干产业的长期低水平发展。

湖北新式棉纺织工业的移植则多少出于偶然。1888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出于挽回利权的考虑，决定在广州筹设织布官局，并以其所设织布局“粤供粤用，犹恐不给，当不致侵沪局之利”为由，绕开了李鸿章上海机器织布局十年专利的限制。1889年，张之洞通过出使英国大臣刘瑞芬，与英商订立布机1000台规模的购买设备合同，共价84388镑余，并拟“俟办有规模，再陆续招集商股”。然而，同年张之洞就调任湖广总督，其筹办的织布局也就跟着转移到了湖北。在张之洞看来，湖北甚至比广东更适宜办棉纺织企业：“鄂省沿江产棉之区甚多，自较广东开设为宜”；在工厂选址上，则舍汉口而选武昌：“鄂省对江之汉口镇，贸易素盛，特阛阓辐辏，并无隙地可以设局。现在省城文昌门外勘得官地一区，高广坚实，近在江边，便于转运，地基纵横各百余丈，间有民房，从宽给价购买”^[31]。不过，相对于广东而言，湖北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先天性不足，即本地商人实力较弱，资本不甚充裕，筹款相对困难，张之洞写道：“惟创建此厂地广工精，加以常年经费为数甚巨，鄂中物力艰窘，与粤省情形相去霄壤，此款一时实无从另筹。”^[32]这话虽然是为了将在广东筹到的资金连同设备一并转移到湖北而找的理由，但也道出了当时湖北经济状况的实态。此后，资本匮乏也一直是困扰张之洞所办新式棉纺织工业的一个大难题。

1893年1月，湖北织布官局正式开车生产。虽然名为织布官局，但该局实则为一家纺织一体的综合性大型棉纺织企业，共有纱机30000锭，布机1000台，职工2500多人，并聘请了几名外国技工来鄂指导工作。该局所用纺织机器为普拉特兄弟公司（Platt Bros.＆Co.）出品，尚不太差，主要车间均用钢柱梁架，全属平房，以避免像上海织布局那样被火灾化为灰烬的危险。开工以后，起初生产不坏，张之洞称：“布局纺纱织布逐日增加，现开夜工出货尤多，市面销售甚畅，他省商贩来局订购纱布者，亦陆续不绝。”^[33]同时，张之洞也效仿李鸿章，积极为企业寻求特权^[34]。张之洞的请求得到了朝廷的许可。由于当时中国尚无多少新式棉纺织企业，在旺盛需求和有限供给的支持下，湖北织布官局欣欣向荣。但是，3年以后这家企业就开始走下坡路了。1898年，企业亏损到了停发股息的地步^[35]，以后终因无法维持而于1902年出租给了商人。从该局官办时期的生产情况可以很明显看到这家企业的兴衰：

图2－2　湖北织布官局纱布产量（1893—1901）(www.xing528.com)

整理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8页。

在官办的头几年，湖北织布官局所生产的棉布与棉纱均能畅销，但从1896年开始，棉布的产量基本上处于下降趋势，棉纱产量却还能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这与张之洞创办织布官局的初衷可谓大异其趣，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机制纱比机制布更加适应当时中国市场的需求。这一点张之洞自己也清楚地意识到了。由于机纱利润比机布高，加之张之洞办轻工业的目的本来也是给铁厂、枪炮厂等重工业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因此，1894年秋，张之洞又提出了在武昌增设一大规模纺纱厂的计划。他在奏折中写道：“近来体察沿海各口商务情形，洋纱一项进口日多，较洋布行销尤广，江、皖、川、楚等省或有难销洋布之区，更无不用洋纱之地，开源塞漏，断以此为大宗。湖北所产棉花，质地粗壮坚韧，最宜纺纱。……鄂省地处上游，于行销西南各省尤便，自应仿照一律扩充。”^[36]如前所述，晚清时期洋纱、洋布对于中国土纱、土布的排挤进程是大不相同的，张之洞此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由于湖北织布官局刚刚开办不久，尚处于上升期，因此张之洞对于扩大新式棉纺织工业规模以获取更多利润也是充满信心的。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也注意到了在湖北发展棉纺织业可以充分利用西南腹地的区域外市场，这也可以说是很有眼光的。在种种动机的驱使下，张之洞决定在织布局附近增设南北两纱厂。1895年，北厂开始兴建，至1898年始建成。至于南厂，则因经费难筹，始终未能兴建。

纺纱局有动力机械1200匹马力，纺纱机146台，纺锭48910枚，工人1500名^[37]，使用通州棉花，生产14支与16支纱^[38]。一开始，纺纱局效益也不错，1899年曾“获利约五万金”^[39]，但终因洋纱的激烈竞争与自身管理不善，于1902年交由应昌公司承租商办。商办以后，纱局的原料主要使用湖北所产的短纤维棉花，仅能制14支纱，每天的总制造额为30大包（每大包400磅，合41小包），每包趸卖售价80两。1905年，纱局年产额高达13000包。此时纱局的产品“专为上航货物，供给湖南四川之地”^[40]。

除布局与纱局外，张之洞还于1895年创办了湖北缫丝官局（简称丝局），于1897年创办了湖北制麻官局（简称麻局），并建立了桑蚕总局。不过，丝局与麻局亦经营不善，最后以租赁商办告终，桑蚕局则因日本生丝倾销欧美市场而被迫关闭^[41]。另外，1908年，张之洞还在武昌创办了湖北毡呢局，委任严开第为总办，资本30万元，其中商股13.3万元，工人约100人。由于购机、基建开销过大，1910年开工后，流动资金只能向省库垫借，此后拖到1913年倒闭^[42]。尽管张之洞力图在湖北建立完整的现代纺织工业体系，但湖北发展丝、毛纺织业相对缺乏比较优势，麻纺织业则受制于市场，故最终亦只有棉纺织业一枝独秀。

由上述可见，湖北新式棉纺织工业的生成与张之洞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由政府引导的工业化。毋庸置疑，若无张之洞的着力经营，湖北这一内陆省份是不太可能在清末成为仅次于上海的新式纺织工业重镇的。然而，官办企业的内在缺陷也限制了湖北新式纺织工业的发展，这也是无须回避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