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前中期，汉口占据着湖北市场体系的中心地位，沙市、宜昌等地也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场和贸易中转站。外国资本主义在对华中地区进行经济渗透时，利用了湖北市场体系的既有格局，分别于1861年、1877年、1895年推动汉口、宜昌、沙市开埠通商。开埠以前，作为华中地区市场中心的汉口基本上不存在直接对外贸易。开埠以后，汉口的进出口和转口贸易逐年增加，洋货的倾销和土货的收购转运，构成汉口商业的主轴。开埠以后湖北地区贸易规模逐渐扩大，给该省传统棉纺织业带来两个方面的直接影响。
其一，商品交易结构发生改变，洋纱、洋布进入湖北市场，并对传统棉纺织业的制度形态造成了冲击。开埠前，湖北传统的贸易结构以米、布、盐、木材为大宗商品，开埠以后，这种传统结构开始瓦解，代之而起的是以洋纱、洋布和茶叶为交易主体的新型市场体系[1]。洋纱、洋布的进口冲击了湖北乡村的土纺土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湖北传统棉纺织业的面貌。此外，先进纺织工具如改良织布机的进口推动了湖北乡村棉纺织业的技术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埠通商为湖北传统棉纺织业走上渐进型工业化道路提供了契机。
其二，开埠通商不仅扩大了湖北地区的贸易规模，也使湖北口岸城市的经济腹地得以扩张。由于湖北传统棉纺织业本就存在着广阔的区域外市场，因此，开埠通商无异于增进了湖北棉纺织业的这一潜在优势。汉口在清代中国中西部市场上占有中心地位，开埠以后，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与轮船的引进，其腹地有所扩张。在对外贸易方面，一段时期内，“仰外国品供给于汉口港者，为沙市、宜昌、重庆等扬子江上游各港是也”，可见当时包括四川在内的广大西南市场依然被纳入汉口的直接腹地之内，只是随着四川与上海直接贸易联系的加强，汉口对于西南腹地的控制才“稍有减少之势”[2]。在国内贸易方面，日本外交官观察了当时汉口的“内地贸易区域”，这种“内地贸易区域”指“皆自汉口供给外国品，又分配以他省产货物焉。故外国品输入内地，皆运来其产货于汉口，而他省产品，运搬外国及内地各口者，亦皆汇集汉口”，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腹地了。下表展示了当时汉口各腹地的具体情形：
表2－1 清末汉口的腹地概况(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整理自《视察中国汉口复命书》（下），《湖北商务报》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一日。
由上表可知，汉口的直接腹地包括湖北、湖南、陕西、河南西南部、四川东部、贵州大部、广西东北部，间接腹地远及甘肃。江西、安徽在进口贸易方面属于九江的腹地，在出口贸易和国内贸易方面仍属于汉口的腹地。实际上，由于重庆这一口岸城市本身属于汉口的腹地，因此远际川、黔、滇、藏的广大地域实际上也包括在汉口的间接腹地之内。此时的汉口虽早已不具有刘献廷笔下那种在中西部地区一枝独秀的地位，但腹地范围反而有所扩张，包容了刘献廷所未提及的安徽、甘肃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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