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激励不足：企业变迁之阻力

与湖北相比，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棉纺织业表现更为卓著，不过，可以认为，江南棉纺织业的基本制度形态也是农家副业。一些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认为，江南的“纺和织所以基本上没有分离，根本的原因在于纺的技术落后，农家单事纺纱收不到专业分工的效益”^[54]。梁方仲指出棉业成为农家副业以后，“棉货的生产成本可以降至极低的限度”，从而阻碍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55]。赵冈、陈钟毅则对农民的这一制度选择进行了经济学上的解释，指出中国手工工场特殊的生成路径使传统棉纺织业中产生工场手工业的可能性被农家副业排挤掉了^[56]。

与上述学者不同的是，李伯重认为，清代江南棉布在国内外市场上所面临的越来越强烈的竞争，使江南农家不得不为提高工效和产品质量而走专业化的道路，即越来越多地由专业劳动者来从事棉纺织生产。也就是说，清代江南棉纺织业的专业化分工虽不体现于纺织分离，但表现为“妇女专业化”，即农妇承担起对工艺和体力要求较高的织布工作，而将很大一部分纺纱工作交给老幼等不熟练的辅助劳动力^[57]。另外，据樊树志研究，明清时代的江南形成了一批棉布业市镇，它们被认为是沟通棉纺织个体生产者、手工业作坊、棉花棉纱棉布牙行、外来客商，以及各地市场的联系渠道与商品交易中心，在长江三角洲市镇网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58]。这样一批市镇，大致上可分为以棉花交易为特色的市镇、以棉布交易为特色的市镇和棉布业兼营棉布加工业的市镇，其数量仅松江府与苏州府加起来就有34个之多^[59]。毫无疑问，这两位学者对于清代江南棉纺织工业的发展持更加积极的评价。按照这样一种新的论说，可以重绘明清江南棉纺织业的图景：在专业化市镇的支撑下，江南土布业不仅在国内市场上占据较大优势，而且远销海外，真正将区域外市场扩大到了很多国家。

不过，即使能够肯定明清江南棉纺织业繁荣至极，但无可回避的事实是，该地传统棉纺织业未能实现普遍性的制度突破。换言之，清代江南棉纺织业的繁荣只是一种缺乏实质性发展的增长，依然未脱离熊彼特所谓“循环周转”的桎梏。江南尚且如此，比之落后的湖北更不待言。那么，中国传统棉纺织业为何未能出现制度变迁呢？(www.xing528.com)

这一问题的答案相当复杂，综合现有研究成果，可以认为市场激励不足是制度变迁的阻力之一。作为基本消费品产业，棉纺织工业的成长依赖于市场的扩大，而市场从本质上来说体现为民众的购买力。然而，在明清时期，普遍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的购买力相当有限，而且有可能不依赖市场取得纱、布等生活必需品，这就限制了市场规模的扩大，从而削弱了产业创新的动机。简单地说，一个低端的市场支撑不起高端的产业。尽管一些当代学者努力尝试着重估近代早期的中国经济，以证明工业革命前的中国在经济上并不落后于西方^[60]，但是，老一辈学者如梁方仲、赵冈等人的推论更接近于常识。如果说学术界对于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的情形存有争议，那么，至少对湖北而言，市场激励不足阻碍了制度变迁是相当明显的。以市场架构来说，虽然湖北拥有汉口这一天下巨镇，但是正如刘献廷指出的那样，“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实际上，这使得汉口市场要承担过多的经济职能，反过来则是其腹地市场体系的不发达。一般而言，在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中，中间层级的市镇起着不可或缺的协调功能，能够拉长产业链，促进分工与专业化。而分工水平决定了生产率^[61]，也就极大地影响到制度变迁的可能性。前文已提到，据樊树志研究，明清时期，江南的棉布业专业市镇仅松江府与苏州府就共有34个，据任放研究，同时期湖北的纺织业专业市镇只有12个^[62]，这种比较就能够说明为什么湖北棉纺织业落后于江南。因此，湖北本地市场两级分化的结构无疑使其拉长产业链、增进市场专业化的功能有所欠缺，不利于该地区产业的专业化分工。

以上分析主要基于需求面，实际上，中国传统棉纺织业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可能更应从供给面着手寻找，而所谓供给面，主要是指技术。相对于市场需求，产业对先进技术的获取其实是更为困难的。恰如莫基尔（Joel Mokyr）所言：“只要人的欲望没有变化，需要就始终存在；满足需要的能力却不然。”^[63]技术与制度之间有着密切关系，正是因为安放新式动力设备需要更大的空间，并需要将劳动力集中起来，棉纺织业中的大工厂制度才会取代家庭工业制度。是故，中国传统棉纺织业未能实现制度变迁，与其技术落伍也有密切关联。然而，如前所述，技术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变量，并非市场需求所能决定。因此，即使中国传统棉纺织业如李伯重等学者所言拥有广阔的市场，也完全不能保证其产业技术有变革的可能性。相反，根据巫仁恕的研究，中国早在晚明即已形成类似英国18世纪的“消费社会”，却并未导致工业革命的到来^[64]。但是，当中国的传统纺织工业仅仅是简单地在规模上扩张时，西方的纺织工业即将凭借其技术优势征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