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历史的方法论对湖北纺织业发展的深入剖析

早在1920年代，学者即对中国的纺织工业尤其是棉纺织业展开了研究，其中也涉及湖北的纺织业。在1949年之前，中国纺织业研究成果最重要者为方显廷的《中国之棉纺织业》，以及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35]。在今天看来，方显廷与严中平的著作不仅为研究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提供了宝贵的史料，而且其部分结论仍具有相当的生命力。例如，方显廷在1930年代预测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时，写道：“故欲求中国纺织业之发展，首要之务，在于永弭内战，消除政治的阻力，然后其他的经济的原因，如资本缺乏，管理不良，及劳工效率低微等，自易解决。”^[36]方显廷的这一预测，在1949年后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证实。另外，无论是严中平还是方显廷，其重视历史的方法论均值得借鉴。

除上述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外，在研究中国纺织工业的专著方面，赵冈、森时彦、久保亨等学者皆有杰出的成果^[37]。此外，具有官修史书性质的《当代中国的纺织工业》、《中国近代纺织史》等书亦已编撰出版^[38]。近年来，亦不乏学者从竞争力和产业转移的角度探讨当代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问题^[39]。限于篇幅及主旨，本书对此类综合性研究成果不一一胪列。然而，上述部分成果的若干结论对于本书的研究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例如，森时彦的著作以中外资本在中国棉制品市场上的竞争为主轴展开，揭示了近代日本“在华纺”（即中国的日资棉纺织企业）系以纱支的高支化为手段，与中国本土纺织企业展开竞争。也就是说，日本企业利用其技术优势，依靠提升产品质量，占据了高附加价值的市场，同时挤压了华商企业的生存空间^[40]。与之相应的是，在1930年代的中国，存在着一个以上海日商纱厂——上海英商纱厂、上海华商纱厂及青岛日商纱厂——地方华商纱厂为序列的雁阵^[41]。毫无疑问，作为地方华商纱厂的湖北纺织企业在这个雁阵中是位居最底层的。实际上，就整个东亚纺织工业来看，从19世纪末到今天，以雁阵形态为特征的地域分工一直存在，故森时彦的结论具有极强的时间延展性。值得一提的是，森时彦专门研究了沙市棉业与四川市场的关系，认为机纱的导入使四川本地生产的新土布能够开始驱逐此前雄踞川省市场的湖北旧土布^[42]。在目前的学术成果中，对湖北棉纺织业进行如此深入剖析的论著尚极少见。再如，杜晓燕通过对中韩两国纺织业进行比较，指出纺织企业和产业的竞争力来源于企业资源、战略和组织结构等内部因素，政府对产业的直接支持并不能提高产业竞争力。同时，她指出同业间的过度竞争对产业竞争力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43]。这些结论虽然未必绝对正确，但对于纺织工业这一充分竞争行业来说，政府的某种协调与干预显然有其必要，故杜晓燕在理论上将政府视为产业竞争力的内生变量很有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中国纺织工业发展史进行的综合性研究中，很多学者注意到该产业发展初期存在着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互补的现象。彭南生将其称之为“二元工业化”，即后发展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一条“移植”与“嫁接”并举、传统工业与近代工业互补发展、城市与农村同时出现工业化现象的二元道路^[44]。徐新吾、张忠民、史建云、林刚、戴鞍钢、马俊亚等学者亦皆注意到相关现象，并以棉纺织业为例展开了研究^[45]。近来，彭南生又提出“半工业化”这一概念，对中国二元工业化道路的农村工业化部分进行了更详尽的分析^[46]。顾琳（Linda Grove）则以河北高阳的乡村纺织业为个案，对中国的农村工业集群进行了跨度长达一个世纪的考察^[47]。这些学者的研究都揭示了一个共性问题，那就是，在一个人口数量巨大的农业国开始工业化进程以后，并不一定很快会出现新产业彻底打垮旧产业的熊彼特式创造性毁灭，相反，传统产业可能会具有极强的韧性，甚至凭借某些新技术自我嬗变为“新式传统产业”。这一现象，不仅中国存在，日本也一样^[48]。因此，在研究纺织工业这一劳动密集型产业时，有必要考虑到该产业在后发展国家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会非线性地演化出多元形态。这一点对于以促进就业为着眼点的产业政策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在上述所列综合性研究中，或多或少都会包含和湖北纺织工业有关的内容，但是，专门研究湖北纺织工业的论著数量颇为有限。目前最为集中呈现湖北纺织工业发展史的著述有《湖北省纺织工业志》，该志取材原始史料，条分缕析，述议得体，具有较高的修撰水平^[49]。在此总志之外，尚有一批地区行业志及厂志，一般性的地方通志中对纺织工业亦有所涉及。除志书外，从宏观层面进行整体性研究的著作主要有《湖北工业史》。该书纵贯古今，尽管纺织工业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内容，但对产业演化的完整轨迹仍有一个初步的梳理。此外尚有若干整体性的通史著述涉及纺织业^[50]。这些考察湖北工业化的著作多会涉及张之洞督鄂时期的政策，而冯天瑜、陈钧、任放、李细珠等学者的著作对张之洞在湖北创办新式工业有深入论述^[51]。在论文方面，冯天瑜与陈锋主编的《武汉现代化进程研究》收录了徐凯希、彭敦文等学者颇具分量的文章，从宏观上对近代武汉乃至湖北工业的发展及其遭遇的挫败进行了总结。此外，孙景汉考察了19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对武汉民族工业造成的打击^[52]。(www.xing528.com)

以上所述主要为对湖北工业史的整体研究，其中或多或少会涉及纺织工业。至于专门以湖北省纺织工业为探讨对象的研究性论著，可分为历史研究与当代研究两部分。在历史研究中，传统纺织业或乡村纺织业被若干学者所关注。例如，张家炎从作物选择与家庭纺织业生产的角度出发考察了江汉平原农民在人口压力、环境恶化及市场扩展情况下的经济行为^[53]。至于城市现代纺织工业方面，不少学者将视线集中于原始资料已经得到整理与出版的裕大华集团，对该企业的发展历程已有较完整的刻画^[54]。在海外研究方面，彭涓涓的博士学位论文亦通过剖析裕大华集团这一个案，指出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创办的企业为中国的早期工业化奠定了基础，而中国的工业企业在民国时代是处于持续扩张之中的，并未因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1940年代的战争而衰败^[55]。彭涓涓另发表过一篇文章，探讨1921—1957年间裕大华集团的社会福利制度，认为该企业的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在战时得到了空前的扩张，至1950年代反而减速，因为1950年代初国家政策优先考虑生产设备更新项目以及阶级调和，工人亦被迫牺牲薪水和福利以支持重工业优先战略^[56]。在当代研究方面，学者的关注点集中于湖北纺织服装业的出口对策，以及品牌建设等问题，短期时效性相当明显，并可见外向型经济对于学者选择研究课题的深刻影响。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于湖北纺织工业的研究虽已取得较多成果，但仍有较大的开拓空间。与上海等地区纺织工业研究成果在时段上的完整度相比，湖北纺织工业研究还是相当薄弱的，尤其体现于历史研究与当代研究的割裂。虽有若干学者打破了1949年的界限，致力于长周期研究，但其研究或关注所有工业门类的发展，或只选取单个企业作为典型，尚缺乏对于特定产业的真正关切。同时，即使在原始档案等资料易于获取的历史研究中，学者也多喜欢剖析典型企业，而较少分析整个行业的发展。有鉴于此，本书选取湖北纺织工业作为个案进行长时程研究，正是期望解决上述问题，从而既使产业持续进化能力这一理论得到经验样本的支撑，又使湖北纺织工业几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能得到一个相对完整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