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升级的持续进化能力

产业持续进化能力，可以指产业在长期演化的过程中，面对变动中的市场环境与政治环境，发展出的适应环境的学习能力。企业“学习能力”这一概念，在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中并非新论。所谓演化经济学，是一种广泛使用生物学尤其是进化生物学隐喻的经济学^[19]。此处借用演化经济学的理念，意在表明，产业的竞争力在本质上就是其成功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特定地区的某个产业如同特定生态环境下的某一物种，与其生存的环境逐渐建立起了协同互动的关系，构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体系。但是，在大自然中，新物种的闯入或气候的变动都会改变原有的生态体系，甚至使原有物种面临被淘汰的危机。对产业而言，市场上的新进入者或宏观环境的变化，也会发起相同的挑战。与必须成功进化以适应新环境的物种相一致，产业要生存，也不得不学会应对新形势。故此，在由市场和政治构成的大环境中，产业必须保持持续进化的能力。而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来看产业持续进化能力，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产业持续进化能力暗示了外部环境的重要性，而这是将传统比较优势论与竞争优势理论相统一的一个契机。事实上，尽管竞争优势论正确地指出了人为努力可以重构比较优势，但这也并非绝对的。在很多情况下，人类仍然是自然地理的囚徒。例如，在国际贸易中，沿海口岸比内陆山区更具优势，甚至到人类已经发展出高铁技术的今天，这仍然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也是单凭努力很难改变的事实。部分取决于类似的地理因素，部分取决于其他因素，在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活动常集中于有限的地区，从而形成核心－边缘的结构^[20]。事实上，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核心－边缘结构意味着发展的不均衡性，对现代经济来说，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21]。因此，就地区间的产业竞争而论，某些地区的产业因享有特殊的地缘优势，可谓赢在了起跑线上。同时，时至今日，一些产业仍依赖自然资源作为原料，这使得原始意义上的比较优势仍然有相当大的作用空间。唯其如此，产业持续进化能力既意味着天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划定了产业演化的轨道，又意味着产业具有顺应或是改变该轨道的可能性。

其次，产业持续进化能力暗示了时间累积对于产业成长有重要意义。尽管产业的应变能力有快有慢，但一般而言，能力的获取存在着一个长期学习与积累的过程，非一日之功。同时，产业能力的发展在时间上是非均质的，各个阶段的外在表现并不一致。也就是说，在某些阶段，产业的进步看上去相当缓慢，在某些阶段，产业则似乎取得了重大突破。然则，这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没有那些经年累月的不起眼的积累，可能也不会有什么突破。以英国工业革命来说，这场革命的不少基础性技术在此前的欧洲早已存在，只是到了18世纪又进一步改良或重新组合。因此，考察英国工业革命不能只看18世纪的突破而忽略了此前的长期积累。换言之，对产业某些能力的发展来说，长期不间断的持续性积累是很有必要的，如果其积累过程被中途打断，则突破性变革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对于产业发展相当重要，产业的成功与失败都可能源于某些结构性因素。而且，正因为如此，某些短期内缺乏收益的政策在长期来看会有回报，例如，日本与韩国的汽车工业都历经了漫长的保护阶段，而诺基亚公司（Nokia）在具备竞争力之前长期亏损，接受了17年的补贴^[22]。当然，从另一方面说，由于产业发展具有时间非均质特性，其演化前景也就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对于某个长期表现平平的产业来说，很难确定它究竟能否达到突破点，或是根本无药可医。这意味着产业演化的行为主体必须具备承担风险的魄力。(www.xing528.com)

最后，产业持续进化能力既包含延续，也包含断裂，在本质上是一个熊彼特式竞争的过程。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被认为是演化经济学的先驱之一，其核心理论为“企业家精神”与“创造性毁灭”。熊彼特认为“开动和保持资本主义发动机运动的根本推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生产方法或运输方法、新市场、新产业组织的形式”^[23]，因此，所谓企业家精神，就是一种打破日常循环周转的创新精神。熊彼特式企业家精神对产业发展至关重要，它是促成产业升级的内在驱动力之一，而企业家精神的产生主要源于市场竞争的压力。如前所述，产业演化的时间非均质特性孕育了巨大的风险，而所谓熊彼特式企业家，就是那种敢于承担风险，乃至“逆着潮流游泳”以改变循环周转管道的产业行为主体^[24]。而只有实现了这种与旧传统的断裂，产业才能创新，并获得持续发展的生命力。但是，熊彼特式竞争同时意味着“创造性毁灭”，即经济发展“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25]，这种创造性破坏若在产业内部发生，将更多地体现为“创造”，若在产业外部发生，则可能会带来摧毁整个产业的“破坏”——例如电灯代替油灯、汽车取代马车等。换言之，熊彼特式竞争既是产业持续进化能力的动力，也可能会毁灭产业持续进化能力。因此，对以“创新”为主要特征的熊彼特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实不可渲染为玫瑰色，相反，这种发展是一场残酷的竞赛。同时，从经济意义上说，创造性毁灭确实代表了产业的发展，但从社会角度看，创造性毁灭也可能意味着企业破产浪潮后的大规模失业问题^[26]，而这个潜在的社会问题是任何地区在谋求发展时都必须承担的风险。进一步说，重要的不仅是熊彼特，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同属必要^[27]。

综上所述，对特定地区的产业竞争力而言，产业是否具有持续进化能力是至关重要的。从研究的角度说，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多层次的分析框架，来剖析在特定历史阶段影响产业发展的诸因素，并以一个长期跟踪观察的视角加以整合。因此，选择某一个案进行详尽的历史研究，有助于观察创造性毁灭过程的全景，从而更全面地分析产业的演化机制。此处所使用的方法，正是演化经济学家所谓的“解释型的理论推导”，即“通过密切观察经济生活中的细微变化，从而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做出描述，提出解释”^[28]。这一方法，将避免纯粹理论推导的过度抽象化与脱离现实，同时使历史研究围绕问题展开，从解释问题的角度将经验材料组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