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见解,经济学理论是为特定的利益群体服务的,这一观点证诸比较优势论尤为明显。在李嘉图的时代,英国是全球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若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展开自由贸易(free trade),英国的工业制成品能保持对其他国家的优势,赚取更大的附加价值,并诱导其他国家成为英国工业的产品市场及原料产地。这种前景令美国、德国等国的一批精英感到忧虑,遂从政策上采取提高关税等保护本国民族工业的措施,从理论上构造出反对比较优势论的幼稚产业(infant industry)保护论。幼稚产业保护论的代表性人物为德国人李斯特(F.List)。李斯特对于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正统经济学持强烈批判态度,他主张落后国家如德国应致力于工业化。李斯特认为,国家“如果感觉到自己有能力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强国,就必须采用保护制度”,而这种制度首要的任务是“把外国工业品逐渐从我们市场排除出去”[10]。与李嘉图对固有资源禀赋的强调不同,李斯特更注重人为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写道:“不论何处,不论何时,国家的福利同人民的智力、道德与勤奋总是成正比例的,财富就随着这些因素而增进或减退;但是个人的勤奋与俭约、创造与进取,如果没有内政上的自由、适当的公共制度与法律、国家行政与对外政策,尤其是国家的团结和权力这些方面的支持,就决不会有任何重大的成就。”[11]李斯特的论点实际上已经蕴含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核心要素了[12]。
从理论的角度看,比较优势论比幼稚产业保护论具有更严密的逻辑,更加抽象,并且更能适应数学推导。因此,在正统经济学体系中,比较优势论构成学科的理论基础,而幼稚产业保护论或保护主义迄今并不被一些经济学者所承认。然而,在实践中,那些违背比较优势原则的落后国家往往取得更大的发展,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的国家却常常沦为殖民地或依附国[13]。例如,尽管非洲国家“遵循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其工业化却并不成功[14]。这一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的局面,说明比较优势理论存在着缺陷。反之,保护主义学说虽然不严密,却有其合理内核。其实,尽管学者一般将李斯特作为斯密和李嘉图的对立面,但李斯特与二者具有相通之处。首先,对于正统经济学鼓吹的自由贸易,李斯特并未从根本上表示反对,他只是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不公平的,无法实现要素配置的最优化。相反,如果发展中国家通过产业升级而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则自由贸易是可行的。换言之,李斯特的学说是一种考虑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的经济学[15]。其次,看似水火不容的李斯特与李嘉图亦有统一的一面。如速水佑次郎所言,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是一个静态的理论,而在动态的现实经济中可能会出现令该理论失效的严重的市场失灵,故李斯特将之扩展为一个“可应用于以生产成本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为特征的长期发展过程的动态理论”[16]。因此,尽管当代研究产业竞争力的学者对保护主义仍莫衷一是,但多与李斯特一样,将比较优势视为动态可变的,从而提出竞争优势的概念。其最具代表者如迈克尔·波特,批评比较优势论为“全然静态的概念”,他自己的竞争优势理论则以“动态与不断进化的竞争”为前提[17]。波特的理论认为某个地区的产业欲取得竞争优势,须发展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性生产要素,而这两种生产要素“通常是创造出来的”[18]。换言之,经典比较优势理论重视的是地区原有的资源禀赋,竞争优势理论则认为资源禀赋是可以通过人为努力创造的。要之,比较优势不是自然的与绝对的,而是人为的与相对的。这种观点就给产业政策的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www.xing528.com)
因此,对某个地区的产业来说,其竞争力并非简单由地理资源所决定,而包含着人为努力的可能性。这种人为努力可以打破资源的约束,从长远来看,对产业发展而言是更加根本的。同时,一旦将静态的比较优势视为动态的竞争优势,则时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研究而言,这就意味着长时期的历史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历史角度审视产业竞争力问题,关键或在于产业是否具有持续进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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