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应用和问题：可持续发展理论

（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实际应用

随着中国人口压力、能源挑战、资源短缺、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等瓶颈约束的增大，如何深化践行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如何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如何进一步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如何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何避免“增长停滞”“拉美陷阱”的发展怪圈，成为当前和未来中国发展必须思考的核心问题。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整体构想，既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安全的功利性目标出发，也从哲学观念更新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理性化目标出发，几乎是全方位地涵盖了“自然、经济、社会”复杂巨系统的运行规则和“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协调的辩证关系，并将此类规则与关系在不同时段或不同区域的差异表达，包含在整个时代演化的共性趋势之中。

全力提高国民财富的质量：意味着新增财富的内在质量，应不断地、连续地加以改善和提高。除了在结构上要不断合理与优化外，新增财富在资源消耗和能源消耗上要越来越低，对生态环境的干扰强度要越来越小，在知识的含量上要越来越高，在总体效益的获取上要越来越好。罗默理论认为：“经济收益递增型模式，是以知识创新和专业化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它不仅可以形成资本收益的内部递增，而且能使传统的生产力要素也随之产生递增效益，从而牵动整个经济的规模效益递增，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增长极限。”

调控人口的数量增长，大力提升人口素质：人口数量的年平均增长率首先应稳定地低于GDP的年平均增长率，始终要把人口素质的提升纳入到政策的首要考虑之中。其实质就是把人口自身同物质的再生产“同等地”保持在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上。

维持、扩大和保护自然的资源基础：地球的资源基础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仍然是供养世界人口生存与发展的唯一来源。可持续发展既然规定了必须保持财富的增长并满足人类的理性需求，它的实物基础主要依赖于地球资源的维持、地球资源的深度发现、地球资源的合理利用乃至废弃物的资源化。

集中关注科技创新对于发展瓶颈的突破：科技进步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中，能够迅速把研究成果积极地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并克服发展过程中的瓶颈，以此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要求。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管理体制的发展，这三个主要方面将作为一个互为联系的大系统，通过宏观的调适和寻优，达到突破发展瓶颈的目标要求。

始终调适环境与发展的平衡：可持续发展不赞成单纯为了经济增长而牺牲环境的容量和能力，也不赞成单纯为了保持环境而不敢能动地、智慧地开发自然。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协同进化的总要求下，可以通过不同类型的调节和控制，达到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时，也能相应地将环境能力保持在允许的水平上。

重点优化效率与公平的匹配：效率与公平，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对更深层次的交互矛盾，偏重于效率的提高（财富总体有效地迅速积累），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可能是牺牲了公平；倘若过分地照顾公平，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可能是抑制甚至窒息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依照可持续发展的实践需要，既要保持效率的强劲增长，又要保持公平的良好实现。因此，两者的有机结合和均衡协同，是一个健康的可持续社会必备的基础条件。(www.xing528.com)

（二）可持续发展理论存在的问题

我国经济学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总体而言，基础理论的研究比较薄弱，研究的层次仍然停留在政治宣传、逻辑思辨的角度。因此，加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仍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其定义的不规范性和内涵的模糊性。尽管可持续发展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但从逻辑学角度来讲，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一个辩证性概念，而不是一个分析性概念，难以在经济分析中有效使用，而且这一概念自身存在着是否可能的问题，使在内涵上具有模糊性的特征。可持续发展“在政治上出现了一致性，但这个词在一些地方被制度化；内涵仍然是含混不清”，“含混不清的概念对标准经济学毫无用处”。因此，可持续发展理论需要在基本理论问题上进行原创性的研究，从分析性角度进行重新解释，克服其定义的不规范性和内涵的模糊性。

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缺乏统一性和整体性。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当前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都没有抓住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基础，尽管研究成果很多，但带有两个明显的倾向：一是缺乏理论基础上的努力，没有从经济学的视野中给出令人信服的原创性解释。二是研究视角的分散性，既不能反映可持续发展与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衔接，也不能反映出用质量型改进发展的范式来代替数量型扩展的经济范式，更不能反映出人类经济系统如何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互联系。这种缺乏理论基础的研究现状使可持续发展不是逻辑地超越经济增长，并与质量型发展相适应，而依然是在数量型经济发展理论的框架内来进行研究。

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可持续发展模式实施的成本比较大。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包括工业发展、能源利用、农业供给、城市发展、人口控制等在内的全新发展战略模式，而且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的实施本身是一个政治决策过程，决策中必然要考虑决策的风险。当一国经济发展由传统战略模式向新战略模式的转换必然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存在着一定的不确性。对于这个问题，只有从基本理论上说明了这种转换成本，解释了经济发展战略模式转换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才能降低决策风险，增强其可行性。

研究方法单一，缺乏研究的实证性。目前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研究重在规范研究，着重在一定的价值规范基础上来研究，这种研究方法使得当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缺乏实证性。因此，需要转换研究方法。例如，可以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经济发展—人类行为—制度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运用制度的激励与约束性质来规范人类行为，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同时还可以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博弈论等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增强其实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