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经济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Malthus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Malthus的生存工资理论和Ricardo的级差地租定律认为，增长的人口对有限的质量不一的土地的竞争哄抬了优质土地的租金并使工资处于维持生活水平状态。Mill提出了“静态”的思想，类似于今天的“可持续发展”，他认为“资本和人口的静止状态并不意味着人类改进的静态”，“当心灵不再全神贯注于生存的技巧时……就可能更多地去改进生活的技艺”。总的来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他们的时代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把生态看作限制因素的意识，尽管这类因素在他们的理论中并不是完全缺失的。20世纪70年代，Georgescu-Roegen指出：“传统的经济理论将经济系统看做孤立的封闭系统，维护和补充，能在内部完成，不需要依赖周围环境，这就好似生物学课本打算只从循环系统的角度来研究动物，而根本不考虑它的消化器官。”Georgescu-Roegen认为，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交换的循环流动是与性质无关和可逆的，而实际上物质能量的流动，即熵的流动比价值交换的循环流动更基本，熵流是定性的和不可逆的，熵是有用资源和无用的废物之间的定性差异的衡量指标。
近年来中国生态经济研究的主要成果可以从理论的高度总结为“三大贡献、三大创新”。其中，“三大贡献”指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形成了适应中国实践需要的生态经济学科群体，把生态文明上升为比工业文明更高一级的形态；“三大创新”是指生态经济理论创新、生态经济技术创新和生态经济制度创新。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是生态破坏型的和生态不经济型的。在传统生产方式下，节约资源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稀缺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要想从根本上破解这种制约，必须将发展方式的文明基点转换到生态文明上来，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良性互动。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实施产业生态化战略、消费绿色化战略、资源节约型战略和生态经济化战略，进行市场机制创新、政府机制创新和社会机制创新。中国不同区域产业生态化的发展水平不同：以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等为代表的发达地区产业生态化水平相对高一些，循环经济与生态经济发展得相对好一些；而东北及西部地区产业生态化水平则相对较低。对于处于较低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地区而言，政府必须从外部对生态文明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和进行更强的干预。1993年我国政府就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1997年，可持续发展战略写入党的十五大报告；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要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机制。(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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