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与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的影响：实证研究

基于STIRPAT扩展模型，本文利用Stata11.0软件，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分别将人口城市化率和土地城市化率作为城市化进程变量以避免多重共线性，单位生产总值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额作为环境规制变量与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估计。由于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差异明显，因而本文首先对全国样本进行估计，再分别估计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和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的影响，检验城市化进程、环境规制与大气污染的相关关系是否也存在区域性差异，从而得到8个模型。首先用F检验判断应建立混合模型还是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因为F检验的p值均为0.00，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更合理。再进行Hausman检验来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由于P值为0.0000，故拒绝原假设“H0：μi与xit，zi不相关”，所以选择了固定效应模型。全国整体样本和区域样本的计量回归结果如第209页表2所示。

表2　模型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T值；***表示在1%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水平下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下显著。

从表2的总体回归结果看，8个模型的F检验值均能在1%水平下显著，而8个模型中模型5调整后的R2最高，达到0.9273，说明模型5的拟合效果最好。从具体解释变量看，整体样本估计结果显示，在主要解释变量城市化中，土地城市化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土地城市化是影响大气污染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土地城市化的推进，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逐渐增多，城市土地的扩张、城市建设会带来粉尘和扬尘不断增加，严重威胁着城市的空气质量；人口城市化对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影响在1%的水平下显著，对工业废气的排放具有正向作用，即人口城市化越快，大气污染越严重。人口城市化对大气污染的影响一般是随着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慢慢形成人口规模和聚集效应，使得城市的经济活动更加频繁，带来资源能源供应不足、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生产生活污染排放增加等问题，导致城市空气质量持续恶化。从T检验值看，其显著水平优于土地城市化，说明人口城市化比土地城市化对工业废气排放的影响更直接；人口城市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大气污染相应增加0.5091个百分点。环境规制对工业废气排放量具有正向影响，但效果不显著，说明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减排没有起到促进作用。这和John［26］等（2003）、Testa［27］等（2011）认为的环境规制对污染减排具有倒逼作用的观点不一致。这可能是由于空气质量不会自发改善，需要严格有效的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加以治理，但环境规制的减排效果有一定的滞后性，受滞后效应的影响，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减排的冲击作用不显著，今后仍需大力加强环境规制力度和不断努力维护。贺灿飞［17］等（2013）认为中国环境规制效果可能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被规制对象对环境规制的阻力，这里主要指企业；二是，环境规制受益方的压力；三是，环境规制执行主体的能力。这三个因素会通过影响污染源治理与污染途径治理进而影响环境规制效果，最终影响城市空气质量。此外，仇冬芳［28］等（2013）认为环境规制方式单一也是导致环境规制效果受限的因素。(www.xing528.com)

人口城市化的区域样本估计结果与整体样本相似。除了西部地区，东中部地区的人口城市化对大气污染的影响分别在1%和10%水平下显著为正，人口城市化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东部地区的大气污染强度将增加0.6540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大气污染强度提高0.4526个百分点；这与各地区的人口城市化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使得人口不断向东部发达地区聚集，三个地区中，东部地区城市化程度最高。到2010年，东部和中部省份的人口城市化已处于加速发展阶段，而西部地区部分省份刚跨入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尽管随着国家扶持力度的增加和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其人口密度有小幅增长，但与其他地区的差距仍很大［29］。因此，中东部地区人口城市化对大气污染的影响较为显著，大气污染也相对严重，西部地区人口城市化与大气污染虽是正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土地城市化对工业废气排放量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的土地城市化没有使大气污染恶化，反而对工业废气排放具有反向作用，中部地区的土地城市化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西部地区也有促进作用，但并不显著。东部地区的土地城市化对大气污染的负向作用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在扩大城市面积的同时，还重视城市绿地的建设。据相关数据统计，我国东部地区的城市绿化覆盖率高于中西部地区，50个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大于40%的城市中，东部地区就有24个，占48%；中部地区有20个，占40%；西部地区最少，只有6个，仅占12%，其绿地数量和质量均不符合城市化要求［30］。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影响是负向的，环境规制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会加重大气污染强度的0.0725个百分点，这说明东部地区由于快速增长的工业污染源投资并未有效控制工业废气的排放，环境规制效率低下，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失效问题严重，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带动经济、工业的发展，生态环境受破坏程度相对比较严重，大气污染影响因素较为复杂，从而使得大气污染治理难度相对较高，环境规制执行起来困难重重；而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相对东部而言，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却反映了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减排正向冲击作用。在模型5和模型7中，从弹性系数看，环境规制强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工业污染减排0.006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工业污染减排0.0114个百分点，表明中西部地区经过多年对大气污染的高度重视和严肃管制，从某种程度上说，工业污染减排有所成效，空气质量有所改善。

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显示，对全国范围与东部地区而言，经济能耗的降低能够减少工业废气的排放，改善大气环境，检验结果均在1%水平下显著；西部地区的经济能耗降低虽对大气污染减排有正向作用，但效果不显著；而减少中部地区的经济能耗并不能起到减排的作用，检验结果也不显著。总体而言，经济能耗是影响大气污染的重要因素，而不同地区的经济能耗对大气污染影响的差异性可能是由于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能源消费习惯各异造成的，东部地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使得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上升，能源消费量也就随之增加，因此，对于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降低经济能耗是缓解大气污染的有效措施之一。人均GDP对工业废气排放的影响在全国范围内均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检验结果均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经济发展水平或人均GDP的增加是加剧大气污染的主导因素。我国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能源消费仍处在快速上升时期，工业废气排放量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多［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