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贯中论证的缺陷：疆域扩大缺乏支持农本经济向后退的依据

文贯中是美国三一学院终身教授。《经济学（季刊）》2006年第4期刊载了他的《中国自陷于农本社会怪圈的经济地理学析解》［13］一文，该文以欧洲的“科学革命”为预设前提，提出了工业革命策源地所必需的五大条件：（1）良好地理禀赋条件；（2）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条件；（3）较高的工商型城市化水平的条件；（4）与其他文明有民间经济交流的条件；（5）安全保障的条件。他认为英国之所以会出现工业革命，是由于英国在那一时期恰好成就了工业革命的这些条件。由于中国基本上不具备这些必要条件，所以没有出现工业革命。

文教授重点分析了中国不具备第三个条件即“较高的工商型城市化水平”。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南宋时期“工商型城市化水平”较高，最接近工业革命所需条件。按照他的意见，南宋的这一条件也是因外来压力形成的。此前因受到北方的多个民族不断的侵扰，迫使中原人口迁移、聚集到南方相对狭小的地域，人口增加导致土地受到的压力增大，迫使人们生产劳动密集产品（即从事制造业活动）。人口的集聚效应使得宋代出现了繁华的城市和广泛的市场交易。但是元灭南宋以后，中国疆域扩大了许多，导致了人口分散，于是出现了由工商经济向自然经济倒退的趋势，中国逐步丧失了工业革命的机会。

首先，文教授把“科学革命”作为设定“前提”来阐述“工业革命”的发生，这就跳过或回避了国人关心的“中国何以没有出现近代科学”的问题，也就大大降低了论题的价值。

其次，文教授设定“科学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前提，本身是否正确也大可怀疑。一般认为在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许多技术发明仍然来源于工匠的实践经验，科学和技术尚未真正结合；只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由于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它才开始同工业生产紧密结合起来。其实我们考察瓦特发明（实际是改进）蒸汽机的过程，确实也很难看到“科学”对他的发明创造有多大指导作用。

事实上在“工业革命”之前甚至在“科学革命”之前，欧洲就已经出现了许多生产技术的突破，人们普遍把这些技术突破看作“工业革命的先导”。这至少表明，“科学革命”并不是“工业革命”（或技术突破）的原因。现在学界几乎公认，逻辑上正好相反，“科学革命”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正是由于生产中的一些技术问题需要理论原理的指导，这才推进了理论科学的研究。诚然，哥白尼的日心说、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牛顿论证的万有引力定律等，都很难由生产技术的推动得到说明。但这不过是其中的因果链条复杂，还需要好几个中间环节才能够说明问题，而并不是它们与生产技术（的提高）没有关系。(www.xing528.com)

许多人认为，技术进步推动科学发展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人类没有掌握制造透明玻璃和凹透镜、凸透镜的技术，不能制造望远镜进行遥远的宇宙观测，那就不可能有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也只能处于设想阶段；再者，最宽泛的看法是，如果没有技术突破、经济兴起创造的物质基础，国家就无力供养科学家们，于是近代理论科学的辉煌成果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文教授把科学革命看作工业革命的前提，是否正确也大可怀疑。

再次，文教授提出工业革命策源地必须具备的“五个必要条件”，明显是从英国的宏观环境中归纳或“挑选”出来的（要不就只能是“凭空设想”）。事后看来，这些条件也许确实缺一不可。但关键是搞清这些条件发生作用的“机制”。可惜文教授却并没有分析它们的作用机制，而只是说，“工业革命既然首先发生在英国，表明当时的英国同时具备了工业革命所必需的所有必要条件”。其实，既然这“五大条件”来自对英国情况的归纳和“挑选”，英国能“不具备”这些条件吗？

最后，文教授把元灭南宋引起的疆域变化（导致人口密度变化）看作关键“变量”，用它来解释中国未能产生工业革命，也很难为人们所接受。诚然，元代疆域的扩大，确实使全国人口“平均密度减小”。但这只是“纸上谈兵”，因为人们并不是根据理论上的“人口平均密度”做出行为选择，而是根据他对周围环境变化的感受。其实元朝统一中国后，并没有用强制力使人们从江浙向西北大量移民。文教授所称“向农本经济的倒退”，也就缺乏事实依据。

文教授思考问题的前提是南宋工商经济发达（按他的说法是“接近工业革命的条件”）。其实这一前提是否存在也成问题。诚然，有关宋代商品经济繁荣的记载并不鲜见，但这些记载究竟具有多大经济史意义也很难说。其实这些记载缺乏有价值的数据，大都是一些颇有文采的描述。俗语说“会闹的孩子有奶吃”，套用到这一问题上就是“会吹的文人有人捧”。文教授轻信了一些人的研究“成果”，以“南宋具有发达的工商经济”为基础，断言元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有所倒退。这样认识问题，当然就很难找到中国落后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