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他在《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衰落》［8］一文（2007）中论证说：传统社会的技术发明主要靠工匠的经验积累。由于中国人口多所以工匠数量也多，因此发明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加上中国历史悠久，积累的发明总量也多。所以16世纪以前中国在应用技术上就超过西方（这一段话是阐明李约瑟的论断）。可15世纪之后，欧洲出现了以重复实验、试错改错为特征的技术发明方式，发明速度大大加快，此时中国的人口规模就不再具有优势，结果科学技术就大大落后于欧洲了。
那么，中国何以没有像欧洲那样，出现新的技术发明模式呢？林毅夫把这一情况归咎于中国的科举制度，认为由于“科举制度”（选拔官吏）所提供的特殊激励，使得有天赋者无心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导致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
平心而论，林毅夫对古代中国发明成果的解释，还是颇具说服力的。古代社会的技术发明具有很大偶然性（就像鲁班发明锯子那样）。在狭小地域和时间范围内，偶然性发明当然是小概率事件。但如果考察一个十分广阔的地域（例如中国），并且考察其全部历史（进入文明社会的几千年），技术发明的总概率当然就大大增加。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常用技术项目就几乎都被人们掌握了。(www.xing528.com)
林毅夫认识到近代发明方法的革命性变化，也启发我们致力于探索西欧何以出现研制性发明。不过，林毅夫并没有解释欧洲何以出现了新的技术发明模式。这样，他把中国技术落后归咎于“科举制度”的负面激励（有才智的发明家都被科举考试所吸引），就有点不得要领。中国历代能工巧匠层出不穷，却没有一个人像瓦特那样致力于发明蒸汽机，或者像法拉第那样致力于电磁感应原理的研究，这恐怕远不是“科举制度”的负面激励所能够解释的。以南宋大哲学家朱熹为例：他19岁就考中了进士，此后曾经为官数载，但好多年中却是被贬赋闲，但并没有研制技术，甚至连简单机械的原理也没有研究，却致力于空洞无物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遐想。诚然，“机械发明”并不是他的强项，但“哲学思考”是他的强项吧？应当是他没有想到这样做。而之所以没有想到，显然并不是由于“科举制度”吸引并耗尽了他的创造力——他年轻时即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了官职！所以，应当是三段论推理缺乏正面吸引力所致。为什么三段论推理缺乏吸引力？这就追溯到中国社会的状况——社会还没有产生对三段论进行归纳的需求！
用这一原理分析中国何以没有出现新的技术发明模式，也是由于研制性活动缺乏吸引力所致。而要解释中国的环境何以不能激励人们从事研制性发明活动，就又可以追溯到使技术发明能够盈利的市场发展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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