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质疑：工业投资不足的依据缺乏

姚洋是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曾担任《经济学（季刊）》主编多年。2003年，姚洋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高水平陷阱——李约瑟之谜再考察》一文，认为艾温（中文名伊懋可）用“高水平陷阱”解释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很有道理；如果再加上“农业投资回报率高”导致“工业投资不足”这一论据，“高水平陷阱”的解释就更有说服力了。下面就让我们看看，“高水平陷阱”和姚洋的“补充解释”究竟有多大解释力。

（一）艾温“高水平陷阱论”的缺陷：“工资下降”不能推出“雇用人力更为合算”

艾温（Elvin，1973［1］）认为，清代中国人口大幅度增加造成劳动力便宜而资源和资本昂贵，结果企业主就没有必要致力于增加设备和投资以节省人力，导致社会对新技术、新设备的需求降低，“工业投资不足”，技术创新就陷于停滞。再者，人口膨胀也使社会没有足够的“农业剩余”去发展工业化，于是中国便进入了一个高农业水平、高人口增长和低工业水平的“高水平陷阱”之中。

笔者以为，“高水平陷阱论”对人口增长使劳动力便宜导致技术投资不足的论证，在逻辑上存在问题；“高水平陷阱论”关于人口增长消耗了“农业剩余”导致无力发展工商业的论断，隐含的前提是“农业剩余是发展工商业的必要条件”，但这一前提却是错误的。

1.“高水平陷阱论”的缺陷：没有将“投资人力”和“投资技术设备”的收益进行比较，人口增长使劳动力便宜导致技术投资不足的论证，其因果链条可以表示为：

人口增长→劳动力增加→报酬递减→工资下降→雇用人力比购买技术设备合算→技术投资减少→工商业陷于停滞

这里第四步推理，即由“工资下降”推出“雇用人力比购买技术设备合算”，在逻辑上存在问题。因为“工资下降”是相对于此前的“工资”而言的，由“工资下降”不能得出“雇用人力比购买技术设备合算”的结论。至于工资下降到何种程度才能使购买人力比购买技术设备更为合算，需要通过具体数据的比较才能得出结论。遗憾的是，艾温并没有将“投资人力”与“投资技术设备”的收益进行比较，所以只是武断地得出了结论。

而就实际情况看，则很难判定清末民初的“工资”已经下降到“投资人力比投资技术设备更为合算”的程度。那一时期英国、日本的企业主来中国投资办纱厂，都是采用机器生产。这本身就说明，在中国，尽管劳动力非常便宜，也仍然是投资机器设备比单纯雇用人力来得合算，结果不仅外国企业主，而且也有不少中国人投资兴办机器纺纱厂、织布厂，后来这些人就被称为“民族资本家”。

因此，“高水平陷阱论”用人口增长导致工资下降来说明技术设备投资不足，既在逻辑上存在问题，也与历史事实不符。

2.“农业剩余”不是“工商业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高水平陷阱论”认为人口增长消耗了“农业剩余”导致“工业难以发展”的推理，也是大有问题的。不知从何时起，学界形成了一个很普遍的（错误）看法：“农业剩余”是商品交换的前提，因而是工商业发展的基础。有人（裴小林，2006［10］）甚至断言，稳定的“农业剩余”是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充分必要条件”。

不过，却没有人对“农业剩余”何以成为工商业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给予严格的论证。其实由于命题本身并不正确，当然也就不可能进行严格的论证。笔者以为，“农业剩余”既不是商品交换（商品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商品交换的充分条件。

首先，我们假定A地区只生产唯一的农产品大米（水稻）。由于人口增长总会达到饱和程度，此时所产大米就只是勉强够吃，不存在“农业剩余”了。假定邻近的B地区出产“粗粮”玉米、高粱、粟子、薯类等而不产大米，那么A地区就可以用部分大米，去B地区交换相对便宜的粗粮，这样既增加了消费品种，也增加了消费数量。对A地区来说，就是在没有“农业剩余”的情况下，因进行农产品交换而改善了状况。可见，“农业剩余”并不是商品交换的必要条件。因为说到底，人们交换的是“不同产品”，而不一定是“剩余产品”。

就实际情况说，即使某一地区没有“农业剩余”，也并不妨碍农民在农闲季节从事手工制造活动，兼职工匠的工作就是如此。因为在冬、春两季，闲着也必须吃饭，而进行手工制造、发明创新，并不需要额外消耗得更多。这一情况同样表明，“农业剩余”并不是工商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其次，“农业剩余”也不是商品交换的充分条件，这可以由历史上的农业剩余并没有引发市场兴起的“事实”予以说明。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因天灾人祸、社会战乱导致的人口大幅度减少，之后人均耕地大大增加，加上遇到风调雨顺的好天气，社会就生产了大量的“农业剩余”（粮食）。就笔者所知，元末社会战乱使中原人口大幅度减少，明初河南人口只剩184万，邻近的山西省人口竟超过400万，所以明代的洪武、永乐年间由中央政府主持，从山西汾河谷地向中原地区大量移民。由于移民无偿得到了许多抛荒的土地，之后就生产了大量“农业剩余”。可是明朝初期、中期，其商品市场却并没有繁荣和发展起来。这是因为：中原各地的土壤、气候条件差不多是“同质”的，结果自然产品也基本相同，农户之间、村庄之间甚至地区之间，你剩余了小麦我也剩余了小麦；你剩余了粟子（那时玉米、番薯尚未传入中国）我也剩余了粟子，这就没有交换的必要。结果大量的“农业剩余”，就按照马尔萨斯阐明的人口增殖原理（只要食物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转化为人口，社会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马尔萨斯循环”。也有部分剩余产品由民间团体（主要是庙会）集中利用，各地修建了许多寺庙。统治者也将部分农业剩余集中起来统一利用，修建了一些大型国家工程（如，明代长城、北京故宫、天安门等^[5]），或者用于对外战争^[6]。

很容易联想到，历史上的治世、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也都是“农业剩余”的转化或体现。治世、盛世时的“农业剩余”并没有激励商品市场发展（至少是没有像西欧那样发展起来），也表明“农业剩余”不是商品市场发展的充分条件。

严格说来，“农业剩余”的概念本身也模糊不清，却又难以给予严格界定。我们前述的农业剩余，其实只是粮食剩余。人们通常把农民自己消费之外、提供给别人的产品都看作“农业剩余”。按照这一认识，农民为交换盐（生活必需品）、铁（铁质农具为生产必需品）而付给商人的粮食，也属于“农业剩余”了；农民承担的实物赋税^[7]（主要是粮食），无疑也应当归属于“农业剩余”。但如果这样认识问题，那么历史上任何时期就都应当有“农业剩余”，绝对无“农业剩余”的情况大概从来也没有过。因为统治者都是靠赋税生活的。如果绝对无“农业剩余”，那么清末居住在颐和园的那位老太婆，也就只能喝西北风了^[8]——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考虑到除粮食外农产品种类还有很多，“农业剩余”就更无法界定。例如古巴盛产甘蔗（蔗糖），但粮食却严重不足。所以大米比蔗糖的价格高出很多。将蔗糖出口换粮食，倒也足以供养全体人口。那么，古巴有没有“农业剩余”呢？认为有或没有都能够找到理由。如果对一个国家是否存在“农业剩余”也无法界定，还如何说明它是工商业发展的充分条件？

结论：“农业剩余”本身无法界定，它既不是工商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www.xing528.com)

（二）姚洋：“农业投资回报率”高于“工业投资回报率”缺乏依据

姚洋（2003）［17］认为，如果在“高水平陷阱”理论中，引入“农业投资回报率”高于“工业投资回报率”这一情况，它对近代中国工商业何以落后的解释就更有说服力了。他说，直到近现代时期，中国的农业资本回报一直高于工业的资本回报，这可以从1949年以前南方大量存在的不在村地主现象得到证明。不在村地主指的是那些住在城镇，但拥有土地的人。这些人之所以到农村购买土地，而不是投资工商业，主要是因为土地的平均回报率高于工商业的平均回报率（曹幸穗，1996［3］）。江南地区的工商业在全国最发达，其回报率尚低于农业，其他地区的情况可想而知。在相对狭小的可耕地上要承载如此众多的人口，土地的价值必然增加。高额的土地回报吸引着人们投资农业，工业因此缺少资金，无法发展起来。

前述艾温没有把（中国）“投资人力”与“投资技术设备”的回报率进行比较，就武断地得出了结论；这里姚洋也没有把“投资农业”与“投资工商业”的回报率进行比较，同样武断地得出了“投资农业”比“投资工商业”回报率高的结论^[9]。

更重要的是，1949年以前“农业投资回报率”是否真的上升了，也是大可怀疑的。“不在村地主”的存在，其实并不能得出“农业投资回报率”（高）的结论。“不在村地主”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农村地主到城市生活后，舍不得出售原有土地，于是就租给别人耕种，自己则收取地租，成为“不在村地主”。我国台湾地区的赵冈教授对这一情况有很客观的分析。地主到城市生活后，何以不愿意出卖自己的土地？这与其说是出于经济的考虑，还不如说主要是感情联系所在——土地不论是他祖上遗留下来的，还是自己经手购置的，一时难以割舍也是人之常情。这样的“不在村地主”，并不表明农业“投资回报率”上升。

另一种情况是一些人进城经商发财后，又回到农村购买土地。这主要是经营工商业的风险高于农业的缘故。在清末民初的几十年中，社会秩序大乱，工商大户遭受盗匪劫掠的可能性很大，军阀勒索更是司空见惯。而把赚取的货币购买土地后，盗匪劫掠、军阀勒索的风险就小多了。可见，这样购买土地产生的“不在村地主”，主要是获取收益的风险较小。但风险小正表明收益低，风险大才意味着（可能的）收益高——如果风险小还收益高，那就无法解释何以还有人投资于非农业部门。

农业投资回报率（与工商业投资回报率比较）的高低，应当从“不在村地主”获取收益的方式上予以分析：如果他购买土地后自己雇人经营，就表明经营农业回报率高；^[10]而如果只是出租给其他农民以收取地租，那就不能证明投资土地的“资金回报率”更高，因为他获得的仍然只是正常的地租。^[11]

不过，城里人到乡村购买土地雇人经营，就必须在乡下居住以便监督农业工人的田间劳作，也就不再是“不在村地主”了。反过来说就是，“不在村地主”的存在，正好表明土地的投资回报率并不高，所以他才不愿意回到乡下直接“经营”农业。

就实际情况看，这一时期欧美、日本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已逐步引入中国，国内工商业开始缓慢发展，人口流动的总趋势也是由农村流向城市，农村有人将土地出售后到城市谋生。所以这一时期江苏小小的松江府，竟然发展成上百万人口的大上海^[12]。这一情况本身就表明，到城市从事工商业活动，比固守农村和农业具有吸引力。姚洋（曹幸穗）只谈到城市有人到农村购买土地这一个方面。但有购买就必须有人出售。但姚洋的研究却没有考虑出售土地的那些农村人哪里去了。其实既然他们出售了土地，就表明不想再从事农业耕作，所以应当是连同出售土地所得资金，到城市从事工商业活动。这样看来，城里有人到乡下购买土地，与乡村有人出卖土地后到城市生活，应当是相互的，它既不能说明社会投资于工商业的资金减少，也无法说明工商业的“投资回报率”降低。

如前所述，西方技术、设备传入中国后，工商业比以前是发展、活跃了，而农业却难得看到什么发展和进步。也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资工商业而不是农业。它是投资工商业的“资金回报率”高于农业的结果，而不是像姚洋（曹幸穗）所断言的那样，“农业资本回报一直高于工业的资本回报”。

上述分析表明，用“高水平陷阱”解释清代中国工商业的落后，是对中国情况的一种误读。姚洋试图改进“高水平陷阱”的努力，也并不成功。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将中国与欧美国家（蓬勃兴起时）进行比较，那么中国投资于工商业的回报率确实要低得多。这是因为中国“缺乏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致（后面我们将详述原因）。对于潜在的工商企业家来说，由于产品销量太小，投资的吸引力就不大。他如果增加投资从而增加产量，产品将更加供过于求，导致价格更低甚至入不敷出。中国人习惯说“车多碍路”，道理就是如此。从这一角度说，姚洋的认识对我们还是很有启发的。说到底，问题还在于工业品缺乏市场销路。这就追溯到市场发展问题，联系到本文主题了。

（三）“高水平陷阱”的思路是马尔萨斯原理的“自我循环”

从理论上梳理“高水平陷阱”的思路，可以看到它是在马尔萨斯理论中的自我循环。

传统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社会运行中起“支配”作用的是马尔萨斯原理。马尔萨斯“理论”的科学性是无可怀疑的，但其最大缺陷就是没有为商品交换和技术进步设计位置，结果人口增长的直接效应就只是“报酬递减”，进而导致社会停滞（称为“马尔萨斯宿命”）。“李约瑟难题”就是要探索中国何以“未能够”像西欧那样，突破马尔萨斯原理的限制，发展自己的商品市场和生产技术，这一问题显然无法从马尔萨斯原理中找到答案。

遗憾的是，“高水平陷阱”的思路，却正是力图用马尔萨斯原理说明中国“未能发展工商业”的原因。说句更直白的话：“高水平陷阱”的论证等于是说：由于马尔萨斯原理必然导致社会停滞，而中国社会符合马尔萨斯原理，于是中国社会就停滞了下来。

“高水平陷阱”的思路是否如此？读者可以做出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