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政治经济学探析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普遍性与本质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等收入陷阱虽然是客观存在的，却并不具有普遍性。中等收入陷阱并不表明所有中等收入经济体都会增速下降，而是长期增长会出现明显的分化。且各中等收入国家的情况也是纷繁复杂、具体历史的，与中等收入阶段其实并无必然的直接联系。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人们在生产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时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15］。”因此，如果对所有中等收入国家所面临的问题都只用一个空泛的中等收入陷阱加以解释无疑是不准确的，会抹杀经济发展中各种矛盾的特殊性［16］。

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生产力提高放缓、生产关系落后、国家能力低下。当前的世界体系依然以中心－外围关系为根本标志，后发展国家处于边缘地位，面临着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双重压力，使其经济发展面临着特殊的困境。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这种不发达问题的一种重要表现。新政治经济学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国内既得利益集团势力强大并进而阻碍经济发展条件的改善，产生无效率政策，加之升级联盟培育滞后最终导致经济绩效下降［17］。比较政治经济学指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政府力量孱弱，国外资本和国内资本力量持续做大进而使经济发展陷于困境的现象。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

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目前政治经济学主要有四种范式的解释，分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外围范式、新政治经济学的社会联盟范式（Gourevitch，1986［18］；Rogowski，1989［19］）、集体选择范式（Olson，1982［20］；Acemoglu，2010［21］；魏福成，2013［17］）以及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义范式（Doner，1992［22］；Evans，1995［23］）。中心－外围范式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身，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形成以来就是不平等的。后发展国家由于国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落后，在世界体系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正如当年马克思分析德国问题时所强调的那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也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24］”。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在国际领域的表现就是富国穷国之间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因此，虽然少数外围国家能够迈向中心国家行列，但这些国家各有其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机遇，多数国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之中。(www.xing528.com)

社会联盟范式的核心是政策依靠社会联盟推动。认为相较于以前的政策，迈入高收入国家的政策实施要由更为复杂的制度设计来推动。进而强调升级联盟的形成是制度升级的关键条件，并进一步揭示了中等收入国家处于一个由路径依赖所导致的陷阱之中，企业劳工之间、富人穷人之间、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之间都有明显不同的利益诉求，收入分配差距的持续扩大使得这些利益冲突进一步激化，最终造成亲升级联盟未能成形，制度升级停滞不前，产业结构被低端锁定，由此给出了一个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机理。

集体选择范式认为利益集中、规模较小的利益集团并不为整个社会的利益考虑，而会以本集团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由此从集体选择的角度给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三个理论成因：第一，中等收入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社会不稳定会导致利益集团阻止经济发展条件的改善。第二，资本份额上升到一定程度，政府和利益集团的收益会随着产业的进一步升级而降低，从而促使他们阻碍产业升级。第三，人力资本的提高有助于民众集体行动能力的提高进而可能会降低利益集团所能获得的租金，因而既得利益集团对人力资本投资兴趣不大甚至还会阻止人力资本的提高。由此集体选择范式认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一定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限制和监督利益集团和政府的权力，为产业进一步升级构建良好的政治环境。

国家主义范式或所谓发展型政府理论则是强调国家的重要性，认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只有政府起主导作用、特殊利益集团和其他社会力量都难以改变政府决策，政府在制定发展战略时才能考虑全局，在执行战略时方可坚持不懈，不断引导产业升级。例如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军事等因素，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的政经生态中，政府在国外资本、国内资本和政府的三角关系中起主导作用是这些国家快速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关键。而一些拉美和东南亚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则是因为国外资本在三角关系中起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