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视角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界定、表现与存在性之争

1.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界定

要界定中等收入陷阱首先要界定中等收入。目前对于中等收入的界定包括绝对法与相对法。绝对法按照人均收入的绝对水平划定不同分组的门槛［1］。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的界定就采用了这一方法。这一分组法一般会根据物价变动或购买力平价做一定调整。例如在2010年中等收入经济体是指人均GDP在996～12196美元的国家，而在2015年是指人均GDP处于1045～12735美元的国家。相对法则按照各经济体的相对收入水平确定分组，一般选定某些高收入经济体为标的，最常见的选取对象是美国，以其人均收入水平的15%～55%或15%～60%为中等收入的区间，有着鲜明的收敛含义。

当前对于滞留于中等收入水平多久算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学界没有一个明显的定论。如Felipe，et al（2012）计算了各经济体成功跨越中低收入水平和中高收入水平所用时间的中值，作为判断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准。如果某一经济体停滞在中低收入组^[4]的时间超过了28年或者停滞在中高收入组的时间超过了14年就被分别认为陷入了中低收入陷阱和中高收入陷阱［2］。这一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界定是目前认可度比较高的一种。

2.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与存在性之争

中等收入陷阱在经济增长上的表现主要是增速下滑与收敛乏力。增速下滑的主要特征是经济增长难以保持之前的势头，出现了明显的增速回落，显著且持久地偏离其预期增长路径。这种对于增速下滑的分析有时也包含一些发达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往往有稳定的增长，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者要么在经历迅速增长后停滞，或者快速增长后下降甚至是灾难性的下跌，或连续停滞，或持续下降。［3］收敛乏力，是指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长期滞留在本收入组，收入水平无法较快地向高收入经济体收敛。二战以来，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增长速度并没有像经济增长理论预测的那样系统性地明显高于高收入国家（比如美国）在同等时段里的平均增速，因此也就无力向高收入国家收敛。

也有研究尝试表明，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不存在的概念（江时学，2011［4］；刘福垣，2011［5］）。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非通论。并尝试通过实证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但是，这些实证的样本选取、判定方法往往是存在争论的。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1960年有101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到2008年仅仅有13个国家进入了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这在统计上也证实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确是客观存在的。进入富裕国家面临着一个打破中等收入均衡陷阱的严峻任务［6］。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分析(www.xing528.com)

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经济学界从很多角度进行了分析，主要有分配理论（郑秉文，2011［7］；胡鞍钢，2011［8］）、产业理论（马晓河，2011［9］；林毅夫，2013［10］）和人口红利理论（蔡昉，2011［6］）等视角。

分配理论认为合理的收入分配是保证一个经济体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而中等收入国家的赶超战略、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和不合理的税制等因素导致这些国家的收入差距已经严重偏离了合理水平；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不仅会伤害经济激励还会导致有效消费不足最终造成经济体深陷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因此，强调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扭转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是中等收入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条件。

产业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产业结构由低端不断向高端攀升的过程，产业升级和转型是一国摆脱贫穷和实现持续增长的重中之重［11］；而中等收入国家的现实特征却是产业升级缓慢甚至趋于停滞。为此，产业理论进一步指出，一方面，要素禀赋升级滞后、人力资本稀缺等因素是导致中等收入国家产业升级缓慢长期被低端锁定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产业结构低端锁定反过来又阻碍要素禀赋和人力资本升级，从而形成了一个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由此给出了一个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解释。因此，只有建立创新机制，重建比较优势进而实现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才能使中等收入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人口红利理论认为大多数的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在二元经济发展框架下展开的，这时以劳动力无限供给为特征的人口流动一方面可以通过劳动力城乡之间和产业之间的转移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产生；但是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人口红利终究会消失，要素成本的上涨会日益普遍化，原有的要素驱动型增长模式不可持续，而只有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才是经济可持续增长永不衰竭的动力［12］，Eichengreen，et al（2011）的实证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停滞可以解释85%的减速原因［13］，如果不能将增长方式由要素驱动型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的模式上，经济减速乃至停滞进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会无法避免。因此，人口红利理论强调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人口红利的消失，必须加大人力资本培育、再造人口红利，以此为全要素增长率驱动型增长模式提供强大的人力支撑进而推动经济较快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三）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

如果一个经济体长期陷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无疑会对其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持久且显著的负面影响。从经济上来看，第一，会使得教育和研发水平始终处于落后状态，人力资本发育迟缓，进而阻碍经济体由要素驱动型发展模式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发展模式的转换。第二，由于迟迟无法完成发展模式的转型，提高投资率似乎成了维持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而投资率的提高必然会受到资本报酬递减制约，造成经济效益不断下降。第三，会导致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持续低下，产业升级缓慢甚至停滞。最后，会造成资本市场发展长期滞后，使得资本市场不能在新兴产业崛起和技术进步中发挥其应有的职能。

从社会层面来看，一是伴随中等收入陷阱而来的持久性的收入分配不均不仅会诱发消费不足，还会引致两极分化的社会，更有甚者会引发社会危机。二是社会流动性不足也会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是保持经济持久增长的必要条件［14］。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会造成动态的不平等，挫伤人们工作与受教育的积极性，阻碍经济、社会的持续进步。三是由于经济发展的停滞以及大规模人口涌入，秩序混乱的城市也会伴随着中等收入陷阱而出现，并造成一系列相关的社会问题如公共服务供给紧缺、贫民窟的治安问题等。最后，中等收入陷阱会导致一般民众信心大降，对经济发展的预期持续走低，从而进一步加大经济下行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