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民族企业的经营环境分析

1.政治环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牢牢地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到抗战前夕，外国资本不仅垄断了中国的重工业、交通运输业，而且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以及若干主要的轻工业。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巨变。各族人民的起义和抗租抗粮等斗争频发，几乎遍及全国，其中以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最大。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清政府开始大力推行洋务运动，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开始向海外派出留学生并引进西式教育，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人的思想开始摆脱蒙昧状态。甲午中日战争之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维新变法，在经济上明确提出要发展民族工商业。以此为契机，近代民族企业家开始出现，具有资本主义时代特征的企业家精神在他们身上已经开始萌生。当时的政府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肯定工商业和商人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民族工商业开始获得快速发展，民族企业家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高。

然而，国内政局动荡，战乱频仍，构成了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军阀混战，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民不聊生，社会购买力大幅降低。战乱丛生，军费支出的数额不断上涨，为了更快地筹集军饷，各省军阀对商民加征各种名目的捐税，如路捐、人捐、护商费、整理金融捐等，还对一些税赋进行“预征”，极大地加重了民族企业经营的负担。各地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社会动荡不安，市场秩序遭到破坏，民族企业的发展一度出现停滞。

2.制度环境

甲午中日战争之前，清政府推行厘金制度，同时不允许私办工厂，洋务派官僚也通过为官办企业申请专利的方式，来排挤和限制民族企业的正常经营，民族企业发展举步维艰。在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官营工业的垄断和低效遭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质疑和抨击，“实业救国”“设厂自救”的呼声日益高涨。为挽救时局，缓和舆论压力，清政府在权衡时局利弊后，政策导向开始转变，开始推行“新政”，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制度改革。最终放开了私人设厂的禁令，并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奖励公司章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矿务章程》等一系列法条，以鼓励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掀起了20世纪初的民间设厂热潮。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推行了一些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保护人民财产令》《商业注册章程》等法律，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www.xing528.com)

近代商会的诞生也进一步稳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标志着其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世纪末，改良思想家郑观应最早提出了引入西方商会制度的设想，他在文章中指出，商会“乃商业振兴之基”，政府应鼓励各地积极兴办，并在各省成立商务总会进行统一管理。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获批成立，对上海民族工业的繁荣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效果。此后，天津、苏州等地也出现了商会组织，其影响力不断扩大，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政府也对其倍加重视。1904年初，朝廷颁布了《商会简明章程》，正式确定了商会的法律地位，并对商会的经费、职能、组织架构等做出了具体规定。在政策的倡导下，清末民初的中国涌现出了大大小小近千家商会，使得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拥有了维护自身利益的自治组织，一方面为其内部联络商情提供了平台，另一方面使原本涣散的华商势力集结了起来，在与外资企业的商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市场环境

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大门。在此期间，洋务派官僚兴办了一批军工和民用企业，最具代表性的有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汉阳铁厂、轮船招商局等，标志着我国第一批近代企业的出现。然而，官营工业的崛起却在很大程度上挤占了民族工业的发展空间。其在生产和经营上具有极强的垄断性，不仅军用器械的生产被官办企业所独占，而且在其他领域也限制民间经营制造。官营企业对民族企业的排挤和扼杀也是屡见不鲜的。甲午战争失败后，官营企业的腐败与低效全面暴露出来，民族工业的发展速度开始超过官营工业。

随着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深入，洋货的大量涌入对中国民族工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一方面，外资采用商品倾销的战略，迅速占领市场，而民族企业实力较弱，在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很快陷入产品滞销、市场萎缩的境地。另一方面，外资凭借其雄厚实力和在华特权对民族企业进行压迫和吞并。近代中国民族企业也是在本国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夹缝中艰难成长起来的，从诞生时起便带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存在对外国资金、原料和机器设备的依赖。随着外国在华投资的大幅增加，民族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与日俱增，根本无法与实力雄厚的外资企业相抗衡。

总之，中国近代民族企业诞生于国家积贫积弱的历史动荡时期，国家主权独立不保，民族企业在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外国资本的夹缝中求生存，所处的经营环境极其复杂多变。战争频仍，内乱不断，外患日炽，法制不兴，政治动荡，制度薄弱，市场无序，发展近代资本主义企业所需的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始终没有长期存在。民族企业表现出极强的依赖性与依附性，民族企业家表现出高超的经营应变能力，但民族企业家凤毛麟角，作为近代资本主义创新主体的民族企业家群体未能获得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