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对社会的调节作用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离不开制度环境。下面分别阐述文化环境、制度环境、市场环境以及科研环境等方面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1.文化环境

制度理论将非正式制度理解为一种文化规范，非正式制度影响着个人的价值观和企业家行为，诸如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少数学者沿着霍夫斯提德开辟的文化维度路径（包括个人主义、男性主义、对不确定性的规避、权力距离）研究企业家创业精神，但此类研究还是较多地关注不同文化间存在的差异，对于文化差异如何影响个人行为、组织行为，进而影响经济效率探讨得不多。塞皮罗和索科尔发展了一个模型，把生命路径的改变、愿望的感知、可能性的感知作为新企业起源的变量。这一模型综合考虑了制度和文化因素的关联性，提供了描述新企业起源的动力和障碍的动态框架。

在强调公平竞争的文化氛围下，企业家通过学校学习和在经济系统内部学习形成个人的知识，通过创办新公司和在位公司进行新组合创新，实现自身知识的外溢，而这种知识外溢的成果在公司内部和公司外部进行知识外溢循环，使得整个经济体系内的知识存量增加，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此外，企业家通过所在公司进行新组合创新使得产品种类增加，对市场份额的争夺更加激烈，创新竞赛得以形成，这些都是竞争机制作用的结果。竞争使得市场对公司进行筛选，使得产业结构在动态竞争中得以改善。总而言之，无论是企业家个人进行创业，还是企业家个体通过所在的公司进行创新，都具有将新知识进行开发使用，转化为经济有用性知识的禀赋。因此，在位企业和新建企业这两个知识溢出的重要主体，在新知识的利用过程中，能够有效穿透知识过滤，将新知识转化为经济有用性知识。

相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对企业家的道德质疑，也会影响到企业家对自我价值和社会责任的认可度。在历史上，我国一直奉行重农抑商的社会经济政策，将商人与商事行为视为败坏道德风气的根源，如《吕氏春秋》中认为：“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这种历史传统造成了在观念上对商人的歧视心理，人们一向存有“无商不奸”的道德判断。在现实中，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贫富差距加大等现象，也促成了社会上较普遍的仇富心理，社会大众对先富起来的企业家致富手段的合法性、依法纳税、诚信经营等方面存有怀疑和否定的心态。同时，部分企业在经营中存在的无序竞争等方面的问题，也加重了公众对企业家的道德质疑。

2.制度环境

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制度环境通过产权结构、所有权结构、金融制度、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法治水平及法律制度、政企关系、政府管制等多方面对企业家精神产生影响。企业的行为内生于所处的制度环境，是既定经济环境下的理性选择，制度条件能够改变企业家从事某一行业的收益，从而影响企业家的决策偏好。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可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通过交易费用的降低，激励企业家为创新活动去承担必要的成本和风险，保护了企业家的剩余索取权，从而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比如法律制度的完善，可以降低企业侵权的风险，对企业家是一种激励，有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在任何社会，政府的制度安排有效性都决定着企业家精神的健康成长和积极作用。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发挥，不仅仅取决于企业家自身所具有的特质，还取决于外部环境，尤其是政府制度环境的影响。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学者们从多方面研究了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如威尔特和斯莫本研究了转型期的制度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认为制度环境对转型期国家或地区企业家精神具有重要的影响。学者们还具体研究了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制度因素。如庄子银的研究表明，过度的政府管制、市场程度低、公正有效法律体系的缺失成为企业家精神产生和发挥的制度障碍；解维敏研究了产权结构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发现与私有产权相比，政府控制不利于培育企业家创新精神，而法治环境的强化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则有助于培育企业家创新精神；庞长伟和李垣分析了所有制结构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认为大型民营企业最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展，而大型国企则限制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可见，学者们基本上一致认为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具有重要影响，但是对于企业家精神与制度环境之间内在逻辑关系以及如何优化企业家精神培育的制度环境的相关研究目前来看仍然比较缺失。(www.xing528.com)

目前，我国制度环境在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方面并不理想，产权保护、法律制度、金融发展水平等都有待完善和提升，这些因素都限制了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与发挥。市场经济失范使企业家对诚信经营的信心不足。由于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许多行业中存在大量的“潜规则”，企业家缺乏通过诚信经营获取利润的信心，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发布的《2012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显示，在对于企业经营环境的调查中，近六成（59％）的企业家同意“不少企业家对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信心不足”这一说法，超过七成（73.1％）的同意“目前愿意做实业的企业家越来越少”这一说法。这表明，企业家对企业经营环境的信心不足，缺乏发展的动力，直接导致了企业家通过短期行为包括攫取利益的倾向。

3.市场环境

市场环境是保证企业家精神促进经济增长的保障。企业家精神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还体现在新产品创新是对旧产品的替代，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熊彼特指出，产品创新之后，更高质量的产品会压缩原有产品的市场空间，减少对原有产品的需求，这是一个破坏过程。但这种破坏过程对于原有的厂商也具有间接的增长效应。新产品的出现削弱了原有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但原有产品的生产厂商并非消极地坐以待毙，在位厂商会进一步削减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这意味着间接的增长效应。

和西方文化环境下的企业家相比，中国企业家整体上缺乏一种合作精神。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是长期农耕文明环境下的、具有同构性的、小农经济的产物，这种经济环境下产生的企业家，其内部精神结构具有保守性、随机性和自足性，其行为模式更加趋向于内部争斗而不是外部扩展。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是，诸多的竞争行为远远超过了合作行为，虽然竞争为一个自由的经济所必需，但合作尤其是关乎价值的合作，更是自由的市场经济所必需。因此，企业家的合作精神应该成为衡量其精神结构的主要维度之一。这显然需要在整个市场秩序的确立过程中形成。

4.科研环境

科技机构和高校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传统意义上的高校以培养人才为主，而现代新型高校则越来越多地承担起推动技术进步和发展的重任，尤其在企业创新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高校更是应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企业来看，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必须不断创新，研发出新产品。然而由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要投入大量资金且承担巨大的创新风险，并且其未来的收益还存在不确定性，因此，积极推动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协同创新，是促使科研成果向商品转化的桥梁，同时也是促进知识、经验、技术在当地扩散并最终促进地方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一方面它提高了高校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能力；另一方面它使得研究机构的知识溢出效应更加凸显，部分知识在承受一定成本的条件下转化成企业特征的经济有用知识，使企业能低成本地获取溢出知识，从而降低企业获取创新资源的成本与创新的不确定性，提高企业的创新产出。

企业因知识溢出而产生的创新优势效应，在知识密集型产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经验性研究表明，邻近高校及科研机构对于穿透知识过滤，及时将知识转化为经济有用性知识，促进当地中小企业商业化创新的产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对于弥补中小企业创新投入能力的先天不足、拓展获取创新资源的渠道、提高创新产出具有重要的意义。阿克斯、奥哲驰和费尔德曼运用知识生产函数研究美国知识生产投入与创新产出，得出的结论是中小企业在利用高等院校知识溢出方面具有比较大的优势。产学结合加强了企业推出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能力，因此，产学结合是产生、接受、应用及转化知识的有效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