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到底是正向还是负向，理论界一直存在诸多争议。奥崔兹和凯尔巴赤参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数量模型，运用德国327个地区1992—2000年的数据，证实了企业家精神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在《哈佛商业评论》这篇文章中，弗格斯分析了硅谷的半导体产业，提出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存在负面作用。威廉和鲍莫尔在考察了古罗马、早期中国、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后认为，企业家活动对经济增长并非总是产生生产性的影响，还包括非生产性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区域，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向取决于当时当地的博弈规则（如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经济环境等），这并不是说企业家精神不重要，而是说博弈规则的变化解释了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变化。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将企业家精神分为生产性的与非生产性的思想，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学者们一致认为，只有那些具有生产性的创新型企业家精神才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非生产性的企业家精神对经济持续的发展将产生阻碍作用。
近年来，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不断发展，很多学者也从企业家精神的视角，对企业家精神的作用进行了研究。比如，清华大学副教授鲁传一较早尝试建立了基于企业家产品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将企业家产品水平创新和垂直创新引入了经济增长理论，通过对模型的竞争均衡分析和社会最优均衡分析得出，企业家的产品创新活动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他的研究缺乏经验数据的支撑。近年来，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超，着重从实证的角度来检验产品种类扩大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填补了这一缺陷。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李杏基于系统广义矩估计量方法，利用1996—2006年中国29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计量检验了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河海大学商学院杨宇和郑垂勇，用最小二乘法对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家精神对各地区的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在不同地区，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存在差异，中部地区的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南京审计学院经济学院教授唐国华，基于最终产品部门的生产函数模型，对我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1996—2000年期间，企业家人数和产品创新数量对于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企业家精神的内生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显著的。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经济的发展更是堪称奇迹。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政府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使得被抑制的生产要素得以释放和重组。另一方面，一大批富有创业、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的涌现也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企业家精神的内核就是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企业家精神的载体有三个层面：微观层面，主要是个体企业家；企业层面，主要是单个企业；宏观层面，主要是区域。企业家精神通过这三个层面的传导，最终促进经济增长。图 2.1揭示了企业家精神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和驱动力。(www.xing528.com)
图2.1 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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