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的理论源头

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经历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现代企业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等阶段，其研究领域也在急速扩张：一方面它是企业家个人的表征，属于企业家私人信息的内在心理特征和品质，不同时期的企业家有着不同个体差异性；另一方面，企业家精神也是企业家群体社会角色、主体力量的表征，企业家精神具有区域、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特征。[1]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涉及多领域和多学科，来自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管理学的学者们分别从个体层面、组织层面和社会层面研究企业家精神的决定因素。个体层面的研究集中于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因素，主要研究人口统计特征如性别、创业年龄、教育程度、工作经验与专长、家庭背景等和社会特征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组织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社会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企业家精神理论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家大量阐述了制度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文化在企业家活动中的角色、企业家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和个性特征、企业家精神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的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和利用各种机会谋取私利的非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冲突等。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中，企业家精神作为一个专业术语和分析模式，已经逐渐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理论”和“创造性毁灭过程”，威廉·鲍莫尔对生产性企业家精神、非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和破坏性企业家精神的区分和阐述，以及约翰·凯恩斯提出和乔治·阿克洛夫进一步发展的“动物精神”等，便是从不同角度对创业和企业家精神相关内涵与外延所做的典范研究和取得的重要成果。

真正对于企业家精神理论具有开创性贡献的当数约瑟夫·熊彼特，当代的企业家精神理论研究主要发源于他。1910年，约瑟夫 ·熊彼特在归纳理查德·坎蒂隆、琼·巴普蒂斯特和阿尔弗莱德 ·马歇尔等研究者有关企业家的论述之后，明确地提出了企业家精神这一概念。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发现、推动新生产要素组合的本质，企业家精神是创造社会经济的主要要素。熊彼特论证了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企业家，他们通过开发新产品、新的生产方式以及其他创新活动来激发经济活力。熊彼特将企业家精神描述为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不断替换或破坏已有的产品或生产方式。[2]马克思虽然对企业家理论没有直接贡献，但是他的研究方法对熊彼特的影响很大。马克思认为，经济体系的变化是有机的，而不是机械的；变化更多地来自经济体内部，而不是外部。这个观点被熊彼特完全继承。在熊彼特的理论中，经济发展过程是有机的，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经济体系内部的企业家创新活动。[3]熊彼特之后，企业家精神理论研究逐渐形成了六大学派：心理特质学派认为企业家精神是驱动企业家所特有的独特价值观和态度，以及具体表现；大人物学派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一种直觉能力，具有第六感的特征，是企业家与生俱来的本能；古典学派认为企业家精神行为实际上也是一种创新的行为；管理学派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所具有的组织、拥有、管理以及假设风险等素质；领导能力学派认为企业家是领导者，他们有能力去调整他们的风格以顺应人们之需求；内部创业学派认为企业家精神技能在复杂的组织中具有极大的作用，组织间的企业家精神是发展独立的单位去建立市场，以及扩展服务。[4]

国内学术界对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国内有关学者才开始引入国外的企业家精神理论来研究中国企业的成长问题，一直以来，国内企业家精神相关的理论文章和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尤其缺乏丰富的实证研究数据和理论的系统性。虽然“企业家精神”一词频频见诸媒体，但是理论文章和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尤其缺乏丰富的实证研究数据和对于理论的系统性研究。(www.xing528.com)

近几年来，企业家精神研究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逐渐形成研究热潮。学者们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已经从个体层面扩展到企业层面和宏观层面，但是研究内容基本上还局限在企业家精神的内涵特质、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影响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的影响因素的范围内，研究内容主要停留在定性化研究阶段。目前对于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是国内学者关注的重点，其研究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企业家的知识溢出机制，二是企业家的才能配置。但是这两个领域的发展均不成熟。另外，研究中国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问题的文献中大多数缺乏对中国经济现象的观察，解释力不足，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张桂平、张杰、林锋在《中国企业家精神录》中指出，中国早在先秦时代就产生了最早的朴素的企业家精神。中国传统企业家精神从先秦到晚清经历了从辉煌到衰落的坎坷曲折发展，在鸦片战争以后蜕变为现代企业家精神。新中国成立后，以“家国同构”“家国情怀”为特质的中国企业家精神开始诞生。马克斯·韦伯曾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在中国和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东亚国家，无法产生真正的企业家精神，这被称为“韦伯命题”。北京大学王曙光教授通过分析论证，反驳了“韦伯命题”。他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一直存在和演变着，企业家精神也早已存在，绝不是在有了资本主义之后才出现的。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商业传统，中国的商业精神和现代企业精神也有相似之处。王曙光教授把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分为四个历史阶段：一是传统的广义企业家精神，二是近代工业化初期的企业家精神，三是工业化迅猛兴起时期的新中国企业家精神，四是工业化高潮时期的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家精神。[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