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选择模型是用来描述决策者(个人、家庭、企业或其他决策单位)在不同可供选择的选项中做出选择的行为(Train,2002)。在离散选择系列模型中,相对于Logit和GEV模型而言,Probit模型可以处理随机偏好变动,允许任何替代形式,还可用于跨期重复选择的面板数据。基于此,我们这里主要运用Probit模型来进行数据分析,其一般表达式为:
上式中,我们将Y定义为一个二元选择变量,当家庭获得住房保障时,Y=1;反之,Y=0。将x定义为影响住房保障获得的一系列因素。于是,上式可进一步表达为:
式中,x1,x2,…,xk是回归因子,α,β1,β2,…,βk是Probit待估计系数。
模型中,解释变量x主要包括收入变量、家庭人口特征变量、住房面积变量、住房特征变量和社区特征变量五类变量。结果见表4.3和表4.4。
表4.3 廉租房保障家庭瞄准的Probi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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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Z值是Probit模型的检验统计量。
从回归结果看,家庭人均住房面积越大,获得廉租房保障的可能性越小。家庭人均收入水平越高,获得廉租房保障的可能性也越低。我们还注意到,保障前收入水平平方项也处于显著水平,且系数为正。可见,收入水平和获得廉租房保障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由此推测,廉租房保障项目选择过程中存在自选择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北京市廉租房申报核准制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实证结果还表明,家庭成员中失业者比例越大,家庭成员中64岁以上人口比例越大,家庭成员中有残疾或重大疾病者越多,获得廉租房保障的可能性越大。
表4.4 经济适用房保障家庭瞄准的Probit分析
由表4.4可知,获得住房保障前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人均住房面积和家庭成员中失业者比例越高,人均住房面积越大,获得经济适用房的可能性越低,而户主受教育年限越长,家庭成员中工作者比例越高,获得经济适用房的可能性越高。该现象比较符合事实,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为鼓励人才引进,将经济适用房政策向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高端人才倾斜;另一方面,部分地方将公务员列为经济适用房的优先购买对象。
与廉租房相比,获得经济适用房的影响因素明显不同。其原因有:①能够购买经济适用房的家庭必须具有一定的购买能力,如2008年北京市经济适用房销售均价为5300元/m2;②获得经济适用房资格的收入标准比廉租房高很多,收入标准越高,收入的识别能力越低,与之相对应的显性可替代指标越不容易寻找,这或许也是造成经济适用房政策瞄准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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