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物质条件，它不仅是居住者的栖息之地，也是家庭和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场所。在我国城镇化大规模推进的背景下，部分城市住房价格出现持续大幅攀升，住房困难从低收入家庭向中低收入家庭演进；与此同时，长期蜗居在城市边缘地带的乡城迁移人口，其住房困难问题更加凸显。近年来，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国家加快了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规模和强度，作为“拉内需、保增长和惠民生”的关键措施。正是在住房保障需求条件和供给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社会上出现了不少质疑声，如廉租住房供给不足、位置不合理，经济适用房分配不公（如武汉经济适用房六连号事件）、面积过大（如北京回龙观出现200m2的经济适用房）、出租转卖（如重庆经济适用房违规出租）、改变土地用途（如郑州“经济适用别墅”）以及其他种种腐败问题。一部分人甚至认为，应该废除经济适用房制度。事实上，这些问题得以解决的关键在于，了解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实际运行效率到底如何，导致这些政策失效的原因又是什么，厘清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从制度设计和执行层面去寻找答案。
在已有文献中，大多数学者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了住房补贴政策的经济效果。如White等人（1977）测算了美国联邦税收补贴对私人购房行为的影响，认为供给弹性是决定补贴政策效率的关键。Rosen（1985）比较了美国住房政策中隐形补贴（Implicit Subsidy）和供方补贴（Supply Subsidy）政策效率间的差异。Pandey和Sundaram（1997）研究了美国联邦政府雇员住房补贴政策效率，分析了不同收入群体的补贴范围，补贴对收入分配和政府预算的影响。Blanc（2005）提出了一个分析住房补贴政策效果的分析框架。Kakwani和Son（2006）则给出了一个解析政府公共政策瞄准效率的一般框架，并进行了国际比较。
在国内文献中，茅于轼（2008）从政府与市场作用边界的视角分析认为，目前的住房保障政策，特别是经济适用房政策给部分人群贪污腐败创造了机会，从而破坏了房地产市场，既不公平，又无效率；时冰寒（2009）从人权的角度研究指出，经济适用房政策是一种权利，扼杀经济适用房其实就是满足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私欲而毁灭一种权利；顾云昌（2007）从政策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城镇住房保障政策，认为目前主要问题出现在制度执行层面。我们发现，对于中国城镇住房保障政策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上的探讨与质疑，实证研究并不多见。(www.xing528.com)
基于此，本章试图运用北京市的相关数据，在测算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瞄准效率的基础上，分别运用Probit模型和多元Logit模型，分析北京市住房保障政策有效瞄准的影响因素和政策瞄准失败的原因，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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