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与本书文献概述

（一）关于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浪潮、动因和风险特殊性总结

1.中国式跨境并购特殊性背景

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浪潮形成于2005年前后，其特点为规模化的国有企业的资源并购。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动因的特殊性为政府导向动因、反向市场动因、资本离境动因，这可归纳为中国的政府、国有企业、资源并购，在整个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中的核心作用和关键地位。虽然资本离境同时构成另外一个问题，但从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等对外直接投资角度讲，其与中国的政府因素、国企因素、市场因素等直接相关，故本书将只与政府导向、反向市场并论。而中国企业跨境并购风险的特殊性，亦是中国或国家、国有企业、资源并购。

从这三个角度看，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特殊之处均相同，即国家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国有企业的具体实施，资源并购的过高比重，或亦可归纳称为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政府导向、反向市场、资本离境的特殊动因和风险。这样的中国式跨境并购特殊性或特殊之处，形成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总括基础和整体特征，并作为中国国内背景，直接影响具体的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成败和绩效。

2.中国式跨境并购特殊性的影响

（1）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成败和绩效的基础性负面影响

从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浪潮、动因、风险的特殊性看，都涉及三个关键字，一个是国家和政府，一个是国有企业，一个是资源并购，即政府、国企、资源，或可归纳称为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政府导向、反向市场、资本离境特殊动因和风险。本书认为，这些特征，作为中国国内背景，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成败和绩效有基础性负面影响。这从前述已有学者的分析中，可以得到印证。

政府与市场，本质上是两种秩序（王利月和张丙宣，2010），中国式跨境并购的三个关键字，反映了政府秩序的一面，这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中国国内，完全正常；而跨境并购，以及涉及的其他国家，反映的是市场秩序的一面，与政府秩序存在对立和冲突，从而使政府秩序和市场秩序相互形成阻碍。正因为如此，当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时，由于中国、国家、政府因素，会受到许多特别关注。前述学者已有分析，中国至少在商业准则甚至价值观等五个方面，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以经合组织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明显不同（Daniel H.Rosen和Thilo Hanemann，2013），并导致中国式跨境并购风险，使中国企业进行跨境并购等对外直接投资时，由于国有企业主导等，其他国家反应复杂并产生顾虑和担心（王碧珺，2013）。(www.xing528.com)

这样就使得，中国式跨境并购的政府导向，未必能产生预期效果，甚至会产生负面效果。如中国提出“走出去”国家战略，意在促进跨境并购等对外直接投资，使其数量增加，更易成功，绩效更好。但是，2000年，“走出去”国家战略提出以后，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等对外直接投资，横向比较其他国家，与印度、日本、韩国对比，效果反而更差（Min Ye，2013）；纵向比较本国数据，中国跨境并购等对外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部门强度均下降，且私有企业代表性严重不足，整体表现负面（Min Ye，2013）。甚至在“走出去”国家战略加快实施的2008年以后，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由于政府寻租增加及大企业非经济目的的投资增加，导致跨境并购数量虽然迅速上升，但跨境并购绩效有所下降（杨柳勇和张晶晶，2012）。

而国有企业，由于过多集中于资源和原材料的跨境并购，在资源和原材料的跨境并购之外的其他方面，过去十年，未显示上涨势头（Min Ye，2013）。这样就使得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依然外行，与欧美国家比较，甚至与印度比较，都是差距明显（杨春桃，2014）。政府、国企、资源的跨境并购特征，必然对民营企业跨境并购形成负面影响。中国式的资本离境，原因之一，就是民营企业诸多受限后，曲折“返程投资”而为（宋立刚等，2013）。而政府审批本身，就构成了民营企业跨境并购等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障碍（张映雪，2011）。

综上所述，与前述学者的已有研究印证，中国式跨境并购的特殊性，即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政府导向、反向市场、资本离境特殊动因和风险，作为中国国内背景，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成败和绩效有基础性负面影响。这种基础性负面影响的本质，在于上述学者的已有分析，政府与市场，是不同的两种秩序，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受制于中国的政府秩序，甚至在有的时候，政府秩序完全代替市场秩序；而跨境并购，本应受制于市场秩序，企业并购的应为与否以及成败和绩效如何，自有市场决定，而市场，并非政府所能左右，甚至政府完全不能左右。因此，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由于上述政府秩序和市场秩序的不同、矛盾甚至冲突，导致中国式跨境并购的特殊性，即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政府导向、反向市场、资本离境特殊动因和风险。这种特殊性，作为中国国内背景，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成败和绩效有基础性负面影响。

（2）中国式跨境并购的特殊性使国有企业跨境并购成为本书关注重点

中国式跨境并购的特殊性，即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政府导向、反向市场、资本离境特殊动因和风险，其具体的国家和政府因素，国有企业因素，资源并购因素，归结到企业层面，就是国有企业的跨境并购。即政府、国企、资源三个关键字，在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中，可归结为国企一个关键字。因为跨境并购，最终体现为企业实施的行为，所有其他因素，均可归结到企业。因此，从跨境并购成败和绩效的具体影响因素角度，上述特点，使中国国有企业的跨境并购成为本书关注重点，国有企业较之非国有企业，其跨境并购成败和绩效如何，以及对比分析又如何；国有企业在发达国家和非发达国家进行跨境并购，成败和绩效如何，以及对比分析又如何。这种对比分析，既是本书研究内容，涉及国有企业跨境并购，又是本书关注重点。

（二）关于理论和文献

本书在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浪潮、动因和风险的背景下，尤其在中国式特殊动因和风险的背景下，即以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政府导向、反向市场、资本离境特殊动因和风险为背景，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成败和绩效影响因素，进行对比研究。关于跨境并购成败和绩效，从国外到国内，已有理论和文献的全面和系统研究，本书下章将具体介绍。在跨境并购相关理论中，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投资发展阶段理论，可以解释跨境并购成败和绩效，也可以说明跨境并购动因和风险。其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有一定解释力。在跨境并购文献中，关于跨境并购影响因素，以及其对并购成败和绩效的影响，亦有诸多学者研究，结论不尽相同。而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影响因素在并购成败和绩效上、在发达国家和非发达国家中的全面对比研究，此前文献，尚较少述及。因此，本书研究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影响因素与并购成败和绩效的关系，着重探讨某项影响因素对成败和绩效、在发达国家和非发达国家的相同或不同影响，并进行对比分析和研究，以期为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实践提供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