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36年时，高尔文制造公司已经超过了它位于哈里森街上的大楼的容量，因而，已把它的一部分生产设备转移到街对面的克拉克尔·杰克糖果公司的大楼上。这时公司有一种幸福感，似乎艰难危险的岁月已经过去了。高尔文着眼未来，他决定建造一个新的办公处与工厂，以安置日益增多的人员与设备。他派遣他的兄弟约瑟夫和厄尔·麦高恩紧张地寻觅一块土地。终于在西塞罗大街以东，相隔几条街道的奥古斯塔大街，选中一片宽阔地，并买下来。为芝加哥1933年以现代的设计而建造的“进步世纪”大厦所吸引，高尔文以它为样本，绘出新建筑的图形，拟订了建筑计划。
对年青的公司说来，这一扩充是一次勇敢的冒险行动。经济不景气已严重地打击了收音机企业。许多新创办的公司纷纷破产。当竞争日趋激烈时，收音机的通常价格被压低，而大多数售出的是放在桌上的小型收音机。利润急剧减少的结果是：企业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进行种种削减，于是“窍门”一类的改进对产品的质量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基本工程革新也就为数寥寥了。这是萧条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在这种环境中，工程技术方面的开创性活动一般仅限于有限预算所能负担的小的研究项目。
虽然摩托罗拉是走了很长的路才摆脱困难的，当时他们靠修理和从事A和B电池替代器的制造过活。在当前这样的情况下，任何扩展都成了危险的举措。
1937年1月20日，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发表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在这一讲话中，他再次强调他的社会正义的宗旨。他说，“向美国民主制度提出责难的是千千万万美国公民……他们此刻被剥夺了今日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大部分物品……我看到一个国家三分之一的人住得很坏，穿得很坏，营养不良。”
罗斯福“新政”的很多部分都遭到高尔文的激烈反对。他曾几次给总统写信，他说“作为一个公民，我要告诉他我所想的。”但他对不景气问题及其对人类痛苦的经历所造成的结果，也有是非方面的敏感。在他早期周游全国推销汽车收音机的旅行中，他亲眼看到了人类的巨大痛苦，他同情政府改善生活水平的意愿。他对一些企业大亨于本世纪初所持老式的贪财的人生哲学，不表同情。
作为美国企业家的新一代人，他的一种感觉是：企业经营的方法与原则不应同国民的福利发生矛盾。他把企业看成是生活的一种方式，而不仅仅是赚钱的一种方式。他认为企业家不应像希腊神话中的女预言者卡桑德拉斯那样应付危机，而应致力于他们自己的企业相当积极的扩展。
在午餐会上，他对一群企业家说：“要为职工增加和生产设备扩大而建设。要为国家美好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走上正轨拚搏。”为表明他讲话的含意，他下令新的摩托罗拉工厂破土动工。
高尔文的一位同事粗暴地对他说：“你只不过是从困境中走出来，可是你却又把自己抛入深渊了，你将典当得一无所有。”
高尔文以冷静的态度来回答所有的警告，他筹划在新工厂完工时，在新开设的自助餐餐厅举行一次精致的乔迁宴，以祝贺他的雇员及其家庭。他甚至找来一个管弦乐队来为他助兴，这次盛宴是在1937年4月举行的，参加的有近千名雇员及来宾。
高尔文乐观的预期似乎是正确的，因为同所有预料灾祸必然到来的人的想法相反，在职工全部迁到新厂之前，生产场地已必须增加。高尔文兴致勃勃地下令在奥古斯塔进行扩建。
随着奥古斯塔工厂的开工，高尔文有一种预感，他的这种预感往往很灵验，但有时是错误的。他感到公司进入家用收音机市场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一进入要比1930年和1931年时他们所希望的规模更大。他的经销商曾力促他设计与建造生产家用收音机的生产线，可将这种产品提供给汽车收音机的顾客。汽车收音机是季节性营业，是一年头六个月的主要生产项目。到6月底，要关闭很多生产线，使一大批雇员闲下来。于是高尔文想到用生产家用收音机来填补每年6月到12月这段时间的空白。
虽然在30年代初期，公司曾生产过由制造商加配外壳的一些私家牌号的家用收音机，这是专门为制造商生产的。到1937年春，高尔文正思考设计可以利用公司职工在汽车收音机方面已开发的新技术的新产品。甚至在奥古斯塔工厂完工前，高尔文就安排了他的工程师的新班子，着手在芝加哥郊区的森林公园的实验室中，研究开发桌上的收音机、落地式收音机，以及留声机等一系列型号。
该年有希望研制成功的收音机新产品之一是安装有按钮调谐器的。涉及的问题是：在整个AM波段上的五至十二个所需点上或频道上都有按钮。在全国一共有108个AM频道，因而要在一台收音机上安装100个按钮是不可行的。必须解决安装一定数量的按钮，然后在整个108个频道上使调谐器调到所要的本地电台。尽管收音机制造商经年累月地抓住不放，但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在1937年夏天举行的家用型收音机会议上，高尔文介绍了他的新型收音机。经销商已经尝到汽车收音机破纪录的六个月销量所带来的欢乐，他们兴致勃勃地前来参加会议。他们对新型收音机的问世表示高兴，订购了很大的数量。摩托罗拉的运输工具昼夜不停地将收音机运到市场。
但没有多久，令人沮丧的报告开始反馈回来了。按钮调不到想听的台。此外还有关于声调、变压器，关于质次部件不起作用的怨言。
在努力进行革新时，摩托罗拉的新型家用收音机的工程师们忽略了某些明显的因素。按钮调谐的失灵，以及其他出现的困难，使经销商开始时的热情消失了。
但还有更糟糕的，一种更严重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不景气持续和罗斯福试图强行通过他的社会与经济立法使人们产生了不安的情绪，到1937年后期，经济普遍下滑。
除政治形势与普遍的经济征兆外，在销售旺季，其他型号的收音机竟纷纷降价出售，这使高尔文感到不安。(www.xing528.com)
经验使他尖锐地觉察到如此下滑的第一批迹象。1932年，准确地观测到这些征兆后，在银行倒闭的一周前，高尔文取出了现金。这笔不大不小的现金使公司继续运转下去，而未顷刻破产。而今，他又一次预感到可能发生的事，并及时采取了行动。
他立即下定决心，削减他的存货。打电报给推销人，约请他们三五成群地到他的办公室来，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在办公室，他发布命令：“现在，赶快努力出售你们的存货。”大多数推销人开始时不相信，但高尔文不许置疑。他对他们说：“大风暴即将来到，现在适当地削价会使我们在从现在起六十到九十天的大清算中得救。”大多数经销商按照他的命令，出售了存货，得以避免了情势恶化时，存货疯狂般地倾销。
1937年的销售额略多于700万美元，这主要来自该年头六个月汽车收音机的销售。摩托罗拉1938年的销售量下降到450万美元。摩托罗拉的一于名雇员中的三分之二必须暂时解雇，而留下的人每周只工作三天。该公司经济状况的危险迹象在约瑟夫·高尔文1937年12月27日发表的备忘录中有所反映，其中说道：“任何部门购买价格在10美元以上的物品时，必须经过约瑟夫或保尔·高尔文的批准。”
高尔文为了密切注意经济方面的迫切需要，他解雇自己的秘书，在好几个月内，叫他的簿记员打出一切他必须答复的信件。他亲自回答打来的电话。但是家用收音机和汽车收音机上按钮的设计要取得成功，还必须几个月的艰苦工作，而在这过渡期间内，摩托罗拉是否能坚持下去，成了问题。可是，一系列意外的情况又一次使公司得以渡过不景气时期。费城的菲尔科公司却受到严重的打击，完全关闭了它的生产设备。
虽然收音机行业进行着激烈的竞争，但几个主要公司的管理机构通过私人接触，以及它们的积极活动的行会组织——“收音机厂家协会”（该会干1924年在芝加哥成立），彼此是很熟识的。
在研究企业问题时，高尔文同这个协会的其他成员包括菲尔科上层管理机构中的一些人，建立了多方面的友谊关系，他们在交往中，互相尊重。摩托罗拉成了在芝加哥被选定的两家公司之一，负责在附加成本的基础上，生产几千台菲尔科型收音机。一群菲尔科的工程师进入奥古斯塔工厂，同摩托罗拉的工程师和工厂管理人员密切合作。
菲尔科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期间内生产出大量的家用收音机。高尔文却宁愿保持较平稳的生产量，以便把他们的作业线持续到汽车收音机订货的季节性增加来临时。高尔文对菲尔科分配给他的产量表示感谢，但他害怕满负荷生产期一旦终止，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饥饿的间歇期，这一停顿有可能使他们难以恢复。
对摩托罗拉说来幸运的是：菲尔科分配来的活一直持续到1938年后期，这时，不景气的冲击已经过去。
危险期的确挫折了高尔文的锐气，在这一时期中，他只能苟延残喘。在多年的斗争后，他已建成奥古斯塔厂。他认为自己已脱离最坏的境遇，他相信，企业需坚持不懈的留心、指挥与工作，决不能再发生苟延残喘的问题。但他对自己艰难的经历并不悔恨，他建成了一个巨大的宝库。在这一宝库中，储藏着他经历的胜利、失败与惊险。他从不是一味的乐观主义者，他有的是坚韧不拔的左右事物的决心。
1937—1938年期间的不景气使他投身于经营多样化，制造新产品，他由此学会了清醒地重新估价的一些方法。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将这些方法用来解决其他问题。他不无幽默感他说：“当时我作出正确的转移，但不巧的是时机不对。”
他可以用举债的办法来稍稍缓解他的困境，但他憎恶借款。甚至在以后的年份中，当公司的进一步扩展需要相当数量的信贷时，他也绝不相信借钱是好办法。他的会计员试图使他相信借钱是利弊均有的事情，问他说明大量举债固然不适宜，但根据公司的规模与潜力而进行的合理的借款是另一回事。他却回答说：“你们这些人从来没有破产过，永远不会有我所遇到的问题。”
“1930年的一个星期六夜晚，我回到家，在我脱掉外套和帽子前，我的妻子丽莲要付房租、要买食物，她问我：‘你身上带着多少钱？’我说：‘我带着24美元’，这是他们能给我的全部钱——公司只有这点余钱了。而今，举债能使一个人通过困难能给他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实际情况是：他带回家的24美元也可能不真正是他的钱。”
这种评价同他如何看待利润有关。他认为：对一个人或一个企业说来，赚钱是通过努力而得到的一种满足。他认为：应该把利润变成产品或投入刚创办的企业，并在市场上掌握它。他最终认为：利润是实现一切其他事情的手段。他经常过着较俭朴的生活，杜绝任何个人对金钱的依附，而一些人却对钱用于非生产性用途，或是挥霍滥用，放纵自己。
高尔文在那些早期的日子里，甚至在他的最大胆的梦想中，是否想象过摩托罗拉的未来，是令人怀疑的。他对巨大的规模与权力，并没有过分的野心。他喜爱建筑，也许满意于建筑家或营造商，但他也乐于为自己确定一个奋斗目标。他感到：继续制造一定数量的优质收音机和赚一笔相当可观的利润，都是他所希望的。当他们每日的产量达100台时，他会说：“现在该是我们停步的地方了。”
当1936年，高尔文看到近150万台汽车用收音机被汽车与收音机企业售出（与此相比较，1932年的销量为143000台），而他在这一年比以往生产出多得多的收音机时，他感到他们接近了他们的最高点。但这时，一种明显的趋势已汹涌而来，高尔文开始看到了有利的发展模式。他理解了企业基本规律的真谛，这就是：一个公司不是向前，就是后退。没有停顿不动的时候。
他把他的公司的命运同这一真理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因而他说：“我们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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