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洛克菲勒将怎样去安排美孚石油公司那份巨大的资产

1905年，美国报业垄断集团之一的总裁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所主办的杂志《世界主义者》，发表了一组题为“他将怎么安排它？”的论丛，讨论小洛克菲勒将怎样去安排美孚石油公司那份巨大的资产。文章的首篇开场白中有以下的论述：

人们对世界上最大的一笔资产，即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先生的资产今后的安排，感到极大的兴趣。这笔财产将在几年之中由他的儿子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来继承。不言而喻，这笔钱影响所及的范围是如此之广，以致继承这样一笔财产的人完全能够施展一己的财力去彻底改革这个世界。要不就用它去干坏事，使文明推迟四分之一个世纪。

赫斯特的文章当然不是凭空而发，而是具有现实的针对性的。因为在19、20世纪之交，许多曾使美国工业旧貌换新颜的大人物开始先后离开人世，他们的巨额家产将传授到谁的手中，人们对此理所当然地极为瞩目，他们把这些工业巨头的继承看成是贵族爵位的继承一样显赫。一般都认为，这些继承人中的大多数将会把遗产挥霍一空，纵情声色犬马而碌碌无为地虚度一生。就以美国证券市场上雄踞一时的约翰·w·盖茨来说，当年他曾在华尔街屡出奇招，在钢铁业中也以大胆闯险而赢得“一赌百万金”的浑号。但当他把家产传给儿子后，谁知这个小子不恤先父创业之艰辛，竟然大肆挥霍，颇令外人称快，被讥为“一掷百万金”的败家子。报界对于小洛克菲勒虽不作如是观，不认为他会是一位浪荡公子，但至少也是怀着好奇心在一旁看热闹观后效的。

事实上，小洛克菲勒作为洛氏家族的惟一独苗，深知自己肩上重担的沉重。他在老爸为控制明尼苏达州梅萨比铁矿的前后较量中，的确为洛克菲勒家族立下了初出茅庐的第一功。

石油大王老约翰听从了自己晚年的主要助手弗雷德里克·T·盖茨的劝告，选择在梅萨比铁矿区大量投资，打消了撤走资金的想法。当时梅萨比铁砂被认为实际上毫无用处：用来炼钢又质量大好，不合算；运到匹兹堡钢铁厂去又路途太远，不经济；送到市场上去出售，又无必要的运输设备。这时，小约翰参与了盖茨的这项投资的监督工作。他怂恿弗雷德里克·盖茨向老爸提出关于投资和慈善事业的判断意见，喜获老约翰的批准。这使他腾出了许多时间去美化自然，改善他在住宅后面开辟出来的九穴高尔夫球场上的练球技巧。

1901年，当约翰·P·摩根这位名望素著的大金融家和同事们买下了安德鲁·卡内基的大钢厂，兼并了这家全国最大的钢铁公司，一跃而成为最大的钢铁巨人时，摩根就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洛克菲勒手中的东西。直到这时，人们才认识到梅萨比铁矿区的真正价值——原来它是全国制钢原料铁砂的最大来源地。老约翰当时61岁，他想把它出售掉。后来，他又决定买进梅萨比的部分股份，还建造了一批运铁砂的船只，从而打开了铁砂市场。他这样做的目的，纯系一种原始投资。但这却引起了摩根财团的惊慌恐惧，正像安德鲁·卡内基以前所惧怕的那样。他们惴惴不安的是，在石油事业上每年有1000—1500万美元收入的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可能决定自己经营制钢事业了。

初期的交易谈判是通过居间人进行的，因为把话说白了，就是美国当代最大的两个财团的创始人谁也不喜欢谁，谁都不买谁的帐。在本世纪的初叶，他们在财势方面已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正如历史学家阿伦·内文斯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从个性上说来，他（指摩根）傲气凌人，刚愎自用，一心想当支配人的角色，不愿与当代头面人物平起平坐……而洛克菲勒则为人稳重，有自制力，生性淡泊，不愿引起公众的注意。他不喜欢摩根的那种阔佬气派：豪华生活方式，在游艇、艺术珍品和私人藏书上大手大脚，所费不货；兴趣多方面多层次，生活则如贵族似的绚丽夺目。两人相遇，恍如清教徒碰上了美第奇王子，水火难容，互不理解。”

在梅萨比谈判之前，“老洛克菲勒先生”仅在一次场面上跟摩根见过一面。后来，老约翰在回忆这次晤面的情况时说道：

“我们讲了几句客套话。不过，我却看得出摩根先生非常……嗯，真像摩根先生：十分傲慢，自视甚高，不把人看在眼里。我瞅着他，平心而论，我历来弄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会对自己有这么一种高大的感觉。”在那次金融巨擘访问石油大王讨论梅萨比铁砂问题时，老洛克菲勒对摩根说，小约翰和弗雷德里克·盖茨负责他的投资，他必须见到他们，才能洽谈好这桩买卖。这样，老约翰就初挫了摩根的傲气，让他跟自己的儿子和下属打交道，他本人则退居二线作壁上观。

在这场商务斗争中，弗雷德里克·盖茨当仁不让，当上了主帅，而小洛克菲勒则是旷日持久的谈判席上的一名得力的战士。当美孚石油公司这一帮智囊团中响当当的亨利·罗杰斯陪着小洛克菲勒去会晤摩根时，这位摩根财团的创始人正在为巨型美国钢铁联合企业公司购置产业而进行着洽谈呢。年仅27岁的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大有初生牛犊不惧虎的劲头，当他被领进那年已64、神态严峻而又傲睨万物的约翰·P·摩根的办公室时，摩根起先没有注意到这个后生子进来，继续和他的一位下属谈话。随后在作有礼貌的介绍后，这位父执般的长者竟拧紧浓眉、虎起双眼，对这个年纪轻轻而又长相虚弱的小洛克菲勒毫不客气地吼道：“哼，你们要什么价钱？”听到他这般训斥人似的问话，年青的小洛克菲勒扬起剑眉，从容不迫地回敬了一句：

“摩根先生，我想这一定是误会。我上这儿来不是为了卖。我的理解是您得想买啊”。接着是一阵难堪的沉默。一秒钟、一秒钟地流逝着。最后摩根改变了原先说话的腔调，小约翰这才提了个建议：“假如您真有意要买这些资产，能找个在价格上给您出点子的人，岂不更好？”双方通过协商决定，由安德鲁·卡内基的亲密同事亨利·C·弗利克先生来充当制定出售价的中介人。

事后，小洛克菲勒把自己与摩根的这场交锋情况写给了正在克利夫兰作访问的父母。塞蒂·洛克菲勒老夫人赶忙给儿子写了一封回信，以示鼓励。信中写道：

“你爸爸大声朗读着你的来信，可高兴呢！他大声嚷嚷：‘我的天啊，约翰真是个好样儿的人哪！’……作为父母，我们以有你这样的孩子而感到自豪！”

在随后的许多年里，老约翰·洛克菲勒常常把儿子的这种沉着应变的能力当作茶余饭后的美谈，并且还模仿着爱子的对答腔调，在宴席上津津有味地讲给来客听。

差500万美元险些使摩——洛双方谈不到一起，临到最后，摩根还是作出了妥协，满足了洛氏咬定的售价：梅萨比资产作价8千万美元，一半支付“美国钢铁公司”的全新优先股票，一半付给普通股票，另付现金850万美元，作为购买运输铁砂的驳船队之需。这样一来，洛克菲勒家一举成为这家全美最大的单个公司的主要股东，它一开始的价值就在14．02亿美元以上。从此以后，小洛克菲勒在处理家业的事务中，地位日益重要，父亲也就把越来越多的担子交付给他，直到他成为掌管洛氏一切产业的第二号人物。老爸委派他参加花旗银行、美国钢铁公司、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科罗拉多燃料与铁矿公司、几家铁路公司以及芝加哥大学的董事会。总之，小洛克菲勒已经成了美国17家最大的金融和工业企业的董事。

小约翰工作干得十分出色，其标志之一就是他的老爸决定增加他的薪金。这是老洛克菲勒表示钟爱的一种方式，正像他当年送给爱妻塞蒂一只网篮，里面放有100枚面值5美元的金币作为圣诞礼物一样。于是，这位新婚才一年的28岁儿子便给老父写了一封感情洋溢的短信表示内心的谢忱。信中写道：

亲爱的爸爸：

那天晚上我在家时，您谈到了我去年的薪水，我当时实在是激动万分。对您更深地钟爱我，信任我，我是深有所感的。我认为，我所做的工作，是不值得您每年出1万美元薪水的。我始终认为我的能力很差，但是您可以相信，尽管如此，我是完全彻底地为您的利益服务的，现在也好，将来也好，您都可以永远信赖我，就像您以往信任我一样。

您的亲爱的

约 翰

小的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和蔼谦逊、责任心强、笃信宗教。为人十分严肃、一丝不苟。对庞大家产，他仅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保管员或管家，他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运用这份财产为大多数人多做些好事，而且是多多益善。他不屑于别人的感恩图报，每天他都要求省察自己的道德、言行和读经。通过这样三省于心，去寻找对人生目标的最佳答案。他经常们心自问：“什么是我要做的正当事情？”一旦把这一点确定下来，下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做这件事的最好办法？”

尽管老约翰的僚属和顾问对小洛克菲勒施以一切训练、指点和帮助，他就是缺乏父亲那独具一格的生意经，不能像处理慈善事业那样，全神贯注于商业事务的细节。赚钱对他似乎没有多大的诱惑力，甚至因为他对大公司内部的活动情况知之甚详，竟变得越来越惧怕。1902年，小洛克菲勒辞去了当时和他家族有关系的国民城市银行的董事职务。这是因为，正如他给父亲信中所解释的，在任何大企业、大银行或大公司中，“董事们实际上不可能知道任何业务方面的事，也不可能在经营管理方面作出实质性的发言，那又怎么能对公众充当业务行为的保证人呢？”对小约翰来说，这可是一件有悖良心的事。

在他和标准石油公司的关系方面，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他最初当董事，随后又当副总裁，但他却发现人家主要是利用他那挂家族的牌子，实际上他在管理机构中没有发言权。当他得知约翰·戴·阿奇博尔德在接替父亲当标准石油公司的总裁时，曾拿出大量的秘密政府捐款，他特别感到于心难安。大企业中还有其他许多方面的事，也同样使他深感不安。而像他这么一个年轻人，对此自然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因此，他就经历了不少的痛苦。于是，他在1910年毅然决然地辞去了标准石油公司的副总裁和董事。他后来自我解释说：“我下定了决心辞去这一职位，我不能替别人的行为负责。我愿意为我自己干的事去承担任何抨击，却不能安于接受对我绝未参与决定的行为所作的批评。”

阿奇博尔德拼命反对小洛克菲勒的辞职，认为这对公司有损害，尤其是在1910年公司遭受人们攻汗的时候。可是小约翰远更担心伤害父亲的感情，因为老约翰已把大部分生命倾注给了标准石油公司。对此，老洛克菲勒以他异乎寻常的冷静态度作了回答。

“约翰，”他慢吞吞地说道，“我要你做你认为正确的事。”

1910年，小洛克菲勒在36岁头上正式退出了标准石油公司。同年，他还辞去了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

但是，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却没有能在他家拥有的一家小得多的公司身上贯彻这一决定。那是一家设在勒德洛矿区小镇上的科罗拉多燃料和钢铁公司，小洛克菲勒以他父亲代表的身份担任该公司的理事。

可是这家洛氏公司却是1913年9月科罗拉多南部大约9000名矿工举行罢工的20家矿业公司中最大的一家，它立即成为美国劳工史上最棘手也是最血腥的罢工之一的焦点。一个月之后，在州民兵和矿工（这些矿工和家属一起住在镇外的帐篷里）互相枪击之后，小约翰被召去在国会调查会上作证。他在那里不得不承认，虽是公司的董事和主要股东，他却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他没有掌握厂矿或矿镇情况的第一手资料，那里所有的住房、商店、医院和政治都是这家公司拥有或控制的。然而，他却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他坦诚地声明，他只是从公司的管理机构送给他的报告中才了解到一些情况，还说极大多数矿工对工作和生活都很满意，他们不愿被迫参加美国矿工联合会。总之，小约翰的这席证词等于承认自己高高在上，没有深入下层，仅是挂了个“董事”的空名而已。

公众对他证词的反应有分歧，不过父亲对他“在华盛顿的委员会面前作出了巨大努力”深感满意，为表示嘉奖，老约翰又送给了他1万股科罗拉多燃料和钢铁公司的普通股票。这是因为，小约翰肯定是在阐述公司当局和父亲办公室那些顾问们的意见。因为该公司董事长L·M·鲍威尔斯曾把那些罢工领袖描绘成为“声名狼藉的煽动分子、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在致小约翰的一封信中大肆渲染地写道：“像这样的一些人连同不值钱的大学教授和等而下之、专门报道丑事的新闻记者，还有一批毫无生气、既无宗教意识又缺乏普通常识的传教士，都是一帮社会败类。可是有人竟然允许他们向工商企业家无端地大肆攻击，信口雌黄，而正是这些工商企业家建立起了大工业，做了比其它一切机构加在一起还要多的事，才使得我国成为现在这么强大。现在应该是采取有力的行动，来制止在全国散播异端邪说的时候了。”

但在小的翰作证之后才过两星期，1914年4月20日那一天（即罢工开始之后的第七个月），在矿工和一小队科罗拉多州民兵之间又爆发了一场激战。谁开的第一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事件发展到最后，民兵骑马鸣枪，冲过了帐篷矿工居住区，并在当天深夜纵火焚毁了帐篷。第二天早晨发现，有11名孩子和2名妇女在避难的慌乱中被憋死在一个极深的窑洞里。这一事件迅速传了开来，长时期地被称作“勒德洛惨案”。

舆论和传媒的强烈怒火都降落到了小约翰的身上，这使人极易联想老约翰当年挨骂的情景——在群众大会上，小洛克菲勒也横遭嘲弄和奚落。愤怒的罢工纠察队员们在西54街他家的门前布下警戒线，在下百老汇大街他的办事处门前往来巡逻；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一批人众甚至威胁要冲进他在波坎蒂科山庄园住宅的大门，后给镇民们驱散。多名宣讲员鼓动那些乌合之众要“把他像狗一样地宰掉”。据推测，一枚为他准备好的炸弹由于过早爆炸，结果4名世界产联人员被炸死。小约翰作出的答复是，大力支持科罗拉多燃料和钢铁公司的上层人员，表示只要矿工联合会依旧罢工、坚持封闭工厂或强迫工人入会，他就拒绝和矿工联合会谈判。罢工在坚持15个月后，终于在1914年12月结束，当时矿工们决定让步，投票复工。

但在罢工结束之前，小约翰已开始对公司行政部门的立场和送交给他的有关矿情的报告暗自起疑。为了查清实况，他委派家族公共关系顾问艾维·李专程去勒德洛镇作现场调查，随后又根据他的报告，聘请了一位劳工关系专家调查罢工的幕后原因，并研究解决劳资矛盾的相关措施。这位专家就是著名的w·L·麦肯济·金，他在处理劳资纠纷上有多年实际经验，在自由党执政时期曾当过加拿大首任劳动部长。后来该党竞选失败，他应聘当上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经济研究部门的首脑。委派他担当这一使命是合情合理的。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麦肯济·金被推选为加拿大总理。但在1914年，他出任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劳资关系的辅导员，前后长达10多年之久。这也是他们两人持续近50年的亲密友谊的肇始。

麦肯济·金建议的一项计划，小约翰当即予以支持。该项计划就是，在科罗拉多燃料和钢铁公司之下成立一个劳资联合会，任务是调解工人对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的种种不满。当时联合会主席鲍威尔斯拒绝推出这一计划，持有该公司百分之四十股份的小约翰则坚持要他辞职。

1915年9月，罢工结束的九个月后，小约翰亲自来矿上检查工作，为期两周。他深入基层，听取工人们的申诉，并亲手操作矿斧，体验工人生活，还在一次劳资会议之后参加了社交活动，同矿工的眷属们踏歌起舞，博得了大家的好评。留在纽约的顾问们，除麦肯济·金外，都担心小洛克菲勒遭到意外。结果他们错了：不仅没有出现暴力行为，更没有显示蓄意谋杀。矿工们承认他们早先嘲弄的这位“少东家”是一个老实人。工作检查完毕，工人们以压倒多数票赞成了他设置一个声诉委员会的建议，从而大大地改善了矿区的生活条件。这项倡议与全面工会化不可同日而语。事实表明，小约翰远远地走在当时资方关于工会和劳工关系思想的前面。

在尔后的几年中，小约翰大力倡导劳资双方更加紧密合作，共同办好公司和企业。

1919年，威尔逊总统（1913—1921）在华盛顿召开工业大会，会上小洛克菲勒主张劳工有权代表全体工人与资方商订工资，谴责公司的家长式统治，明确宣布反对当时通行的12小时工作日制和7日工作周制。而当美国钢铁公司保守派头目埃尔伯特·加里法官于1920年拒绝与2人谈判12小时工作日制的时候，小约翰拂袖而去，声明不愿再当这家公司的股东。当年他就信守诺言，卖掉了全部美钢股票。

小约翰在多年之后回忆那场罢工时，不胜感慨他说道：“科罗拉多罢工是洛克菲勒家遭遇过的最重大事件之一。”事实上，那次事件成了他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亦即他摆脱了父亲的思想和洛氏机构中一些老顾问的意见，改变了办事业的航向，在新的起点上破浪前进。当时有人认为，正当全美开始认识经济民主的一些侧面时，标准石油公司奠基人的儿子已置身于工人自由主义和社会意识的思想前列。小约翰从来也不曾停止过为达到这一目标而不懈努力的意愿。他从麦肯济·金学来的东西，他的儿孙也将继承其衣钵——津津乐道的“人类亲缘关系”的观念。

“人类亲缘关系”的观念说得具体些，就是要求个人对生活其中的社会负责。小约翰身体力行，认清了自己当一名董事或一名股东的重大职责。1925年，他同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董事长罗伯特·w·斯图尔特上校的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即系一雄辩的明证。

当时传说斯图尔特上校参与了一桩不诚实的交易：一家皮包公司自称为大陆贸易公司，问一位得克萨斯产油商以每桶1

美元50美分的价格买进了3300万桶石油，然后再以每桶1美元75美分的售价卖给了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和它拥有全部产权的子公司中西部炼油公司，以及H·F·辛克莱拥有的大草原石油一天然气公司。大陆贸易公司将所得利润投资于“自由”公债，分配给两个石油公司（即中西部炼油公司和大草原石油一天然气公司）的头头、斯图尔特上校和策划这笔买卖并充当大陆贸易公司总裁的那位律师这样4名相关人士。而作为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董事长的罗伯特·w·斯图尔特上校遭到国会一个调查委员会的攻击，是理所当然、咎由自取的。以后，该调查委员会又查出斯图尔特上校曾把价值7．5万美元的“自由”债券存放在芝加哥的一家银行里。

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获悉这一情况后，不由义愤填膺，拍案而起。他作为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的一名少数股东，坚持要求斯图尔特去国会作证，并答复针对他的一切指责。(www.xing528.com)

面对各方的责难，特别是小约翰的大力支持调查委员会，斯图尔特上校先是以所谓“因公”而逃往国外，不接受国会有关委员会的召去作证，拖了三年之久；继而于1928年2月2日在委员会作证，强调个人无辜，在这笔交易中没有拿到1块美金，极尽狡赖之能事，妄图再拖延时日。小约翰根据陆续揭发出来的事实，坚持要求斯图尔特辞职，遭到斯图尔特的断然拒绝。这位董事长在一封给股东们的信中写道：“我不能承认洛克菲勒先生有权为所有5，8万名股东说话，这决不是我的意图……让他成为我的前途和公司未来福利的唯一主宰。”他代管的，再有百分之五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所持有的。

小约翰眼见这一着无效，便敦促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会罢免斯图尔特上校，董事会不予理会。小约翰无奈，便要求就这一问题召开一次股东特别大会。董事会又予以拒绝，并表示他们支持董事长斯图尔特上校。作为一名普通股东，面对深沟高垒、层层设防的公司董事长，公司创办人的儿子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仍然再接再厉，不屈不挠，领导了一次代表权的斗争来撵逐斯图尔特上校。

小约翰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向股东们征集代表权，聘请了著名律师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当委员会的法律顾问。当时的舆论大都站在小洛克菲勒的一边，大众媒体也纷纷指出，一名股东清算公司官员的个人诚实问题，这还是头二次，因为不这样做就会影响到公司的信誉。而站在斯图尔特一边的则大多数是工商业和银行界的领袖，还有较为保守的股东。他们争辩说开除斯图尔特上校会损害公司的形象。委员会起初控告他藐视参院委员会，被判无罪；继而又控告他作伪证，又被判无罪。斯图尔特显然因此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为了对付授权斗争，斯图尔特有意笼络股东，由公司宣布发放百分之五的股息，向此后不久就要投票的股东付出约1．16亿美元。这一办法果然奏效，对斯图尔特上校大为有利。人们纷纷预言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这次的授权斗争必败无疑。

1929年3月7日，在印第安纳州的怀汀召开了高度戏剧性的股东大会，双方受权代表都在武装保卫之下到达了会场。莅会代表的844．6120万股的股权中，小约翰的委员会赢得了551．9210万股权。这样，斯图尔特上校终于黔驴技穷，被他的多数派股东们开除了。小约翰赢得了最后的胜利，笑在最后；这当然是胜利者的欢笑，甜蜜的微笑。

会后，小洛克菲勒郑重其事地对报界宣布：“采取的行动不需要什么评论，不过它倒是澄清了一点，那就是有头脑的投资者对投资的永久性和基本价值不仅以股息（股息固然必不可少）来衡量，而且以行政管理部门不被怀疑的诚实和目标的单纯来加以估量。这次行动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强调了一个信念：最高的道德标准在商业上也像在生活的其它领域里一样必不可少。”

小洛克菲勒早年所受的教养，一方面使他知道应该去克尽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使他对未来充满希望，而商业上的成功并不能满足他的希望。他在考虑自己光辉灿烂、繁花似锦的前途时，每每回想到他的第一位导师所给予他父亲的劝告。小约翰刚从布朗大学毕业时，父亲聘请了浸礼会牧师弗雷德里克·T·盖茨当慈善事业的顾问。他有充足的理由记得盖茨对老约翰的劝导，这一劝导是在允许盖茨博览全球最大富翁的书籍和记录之后作出的。当时盖茨若有所悟地对老约翰说道：

“您的财产在蒸蒸日上，翻滚得像一场暴风雪——您必须把它散得比积得快！要不然，它会把您和您的儿女以及您儿女的儿女压垮的。”

老约翰听从了盖茨的意见，对已组织成立的慈善事业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但在感情上对这种事业还是冷淡漠视的。他既然对盖茨的慈善事业的详细规划不感兴趣，对当前它们面临的问题，自然也就不十分熟悉。这就为小洛克菲勒造成了一个机会，他是决不会轻易放过这种机会的。小洛克菲勒后来回忆说：“盖茨是一位杰出的理想家和创造家，我是个推销员——不失时机地向我爸爸推销的中间人。”

小洛克菲勒的话形象地概括了自己的作用。每当老洛克菲勒“心情轻松”的时刻，例如茶前饭后或乘坐汽车去户外散心的时刻，小洛克菲勒就抓住这一良机进言，往往能使老父同意他的一些计划，而其他人则缺乏这种有利时机进言，因而就得不到他的同意或批准了。

在以后的12年中，根据确切的计算，老洛克菲勒共投资446，719，371美元又22美分于以下四大慈善企业机构：医学研究所、普通教育委员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会。在投资的过程中，他把这些“企业”交给了小洛克菲勒。在这些企业的董事会里，小洛克菲勒不只是占一代表的席位，还能在这些企业的管理中起着积极的作用。这使他无愧于作为洛克菲勒家产的继承人，而且还可以通过这些慈善企业来实现儿子替父亲恢复名誉的强烈愿望。

当然，诚如小洛克菲勒本人所说的，这些慈善规划的设想源于盖茨，但他本人的作用绝不仅限于说服他父亲慷慨解囊，出资赞助。他协助进行了摸底工作，这就包括与有关方面的知名人士进行洽商和物色骨干人员进行管理指导等等，比方说，当盖茨建议组建一个医学研究所时，是小洛克菲勒把当时医学界的名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威廉·韦尔奇博士请来担任研究所所长的；此外，小洛克菲勒还物色了董事会的其他一些成员，包括把著名人士西蒙·弗莱克斯纳请来担任董事；也正是这位小洛克菲勒，当时为了研究所的事务和它的发展规划而在与他老父进行磋商中，充当了积极、有效的中间人。

由于小洛克菲勒同这所新的医学研究所的关系，他马上投身于全国慈善事业运动的主流，并开始凭借个人的地位稳步地成为一名重要人士。

1901年，他接受了慈善事业家罗伯特·奥格登的邀请，和全美50个知名人士一道乘坐火车考察了南方黑人学校，作了一次历史性的旅行。长期以来，罗伯特·奥格登一直是南方教育运动中的杰出人物。

在参加奥格登的旅行归来之后，小洛克菲勒把这次旅行称为“我一生中最突出的事件之一”。他立即会同盖茨、老洛克菲勒和浸礼会国内布道团秘书华莱士·巴特里克博士就这次旅行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这些会议的成果之一是组成了一个小组。1902年2月，这个小组在小洛克菲勒家里碰头，成立了普通教育董事会。小洛克菲勒代表他老父保证，在今后10年里对这个新的基金会提供100万美元。

小洛克菲勒曾多次致函老父，请求创办普通教育委员会。老洛克菲勒在接信后的两周内，便慨然拨给了1000万美元。一年半之后，他又捐赠了3200万美元。在往后的10年里，捐赠数字不断上升。到1921年，总额上升到了129，209，167美元又10美分之多。在这一件事上，洛克菲勒父子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因而也由此产生了洛克菲勒家族的特殊社会影响。

普通教育委员会成了南方教育委员会的银行机构，在奖资方面为后者的各项计划撑腰，因而也就成了教育运动的幕后权力中心，而这种教育运动又必将影响到整个美利坚合众国未来的教育体制和种族关系。这正应了赫斯恃主编的《世界主义者》杂志于1905年所作的好的方面预言，即掌握和继承“这样一笔财产的人”，没有“用它去千坏事，使文明推迟四分之一个世纪”，而是相反，“施展自己的财力去彻底改革这个世界”了。

由于小洛克菲勒的父亲对医学研究所和普通教育委员会等慈善企业的投资，使小洛克菲勒成为国内各个社会文化组织机构中一颗冉冉上升、光芒四射的明星。

与此同时，弗雷德里克·盖茨的传教热情已经倾注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各项国际性规划之中，并把小洛克菲勒拉进到一个“人与信念”的社团中去，而这个社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将成为美国海外帝国缔造者中的一个杰出人物的圈子。盖茨这时已预见到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一时期里洛克菲勒兴办的一些慈善事业可能产生的国际影响了。

盖茨作为一位浸礼会的牧师，自然对传教运动和教会学校、对皈依信仰和普渡众生的事是大感兴趣的。但他却说出了一段精彩的言论，把传教运动所引起的神灵感和商业活动的敏锐性紧密结合在一起。请看这位牧师的高见：

事实上，通过一些直接和间接传教的代理机构，那些蒙昧国家正在到处充满着光明，并点缀着文明，到处散发出现在工业生活的气息，到处都在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姑且不说传教怎样使人皈依信仰，仅就为我国所带来的商业成果来说，我刚说过，每年的收获就是传教费用的一千倍。例如，我们和夏威夷群岛的贸易，据说每年即为1700万美元，只要从中抽取百分之五，就可抵得上耗费在使当地土人基督教化的文明所需的全部费用了。传教士们和教会学校正在把现代科学的应用，例如蒸汽机、电力、现代农业机械和现代制造业介绍到国外。其结果必将使外国的生产力成倍地增长。这将使它们富裕起来，成为美国产品的购买者，也使我们自己富裕起来，成为它们产品的进口者。我们目下还仅处于商业贸易的开端，对这个良好的开端和它未来的远景，我们都得归功于基督教传教士们所开辟的渠道。

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第一次会议上，盖茨把这一设想提了出来，供小洛克菲勒和基金会的其他理事们参考。从那时起，他们所称的世界使命的含义以及他们所宣扬的征服蒙昧和普救众生等等形象化词汇，已不仅是文学辞藻的玩弄了。盖茨成为这个时代“英语种”帝国乐观论者的化身；而当时像盖茨那样妄图在全世界创立美国基督教和工业管理的人，他们的共同主题即是负起所谓“把光明散播到黑暗的大陆上去”的责任。

作为他们的一部分责任，盖茨和基金会向危害热带地区的疫病发动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进军，因为疫病正妨碍着这些地区接受文明的影响和开展文明的事业。当然，他们这样强调卫生事业的重要，并不光是出于慈悲，它也出于美国对菲律宾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军事殖民占领的需要，例如当时为执行这种全球性任务的主要基金会成员，都是从军事殖民占领人员中选拔组成的。

1914年，基金会在威廉·C·戈加斯将军的指导下，创设黄热病防治会并开始大力根除这种疫病。与此同时，盖茨动员理事们创设中国医学会，计划在中国北京建立起一所现代化的医学院。果然，医学会在满清当年裕亲王王宫的附近，建立起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共有59幢琉璃瓦屋顶的房子。小洛克菲勒曾亲自参加了该医学院的落成典礼，并且讲了话。在他们的计划中，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将成为“中国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了，同时也将是亚洲的第一流医学院。

当时美国有识之士确曾指出，处在帝国扩张和民族主义兴起的特殊时代，这样一所医学院势必成为中国对外国爱憎交织的矛盾心理的象征。还在创立中国医学会的1914年，中国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已经推翻了满清腐败政府，建立了共和政体。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并没有成功，中国仍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以后又外患不断，内战连绵，国家陷于四分五裂，人民则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小洛克菲勒本人还没有充分体会到在中国设立这么一个前哨阵地的重要意义，但是他和盖茨所任命的协和医学院首届理事长约翰·R·莫特却以其恃有的政治嗅觉，在1914年的一篇讲话中提到应当利用中国的不稳定局势和国力衰微，敦促这位石油大王之子实行这项计划。莫特对医学会发表讲话时说：“倘使我们要等到中国局势完全稳定后才去实行我们的计划，那末我们将丧失与这个国家打交道的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为了表达对这个“好机会”着了迷，这位莫特还写道：“世界上只有一个拥有4亿人口的国家，这个国家踏进现时代后，还刚刚开始产生其第一代人。第一批接受现代训练的学生将为新中国提供一批为数极不相称的领导人。他们将为这个国家确立各项标准并定下步调。”他认为，现在的任务就是为基督教和西方去把这些定步调的人的思想感情争取过来。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曾要求莫特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但莫特却认为这个角色太受约束而婉辞谢绝了；他认为他和盖茨等有远见的人所共同创建的这个私人国际性传教机构还将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个传教机构通过教育和传教工作妄图去塑造未来的国际体系。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洛克菲勒基金会不仅必须参加这场十字军远征，并且还必须有意识地通过国际团体及其在1914年发起的教育规划，使它非宗教化，并使它成为“对领导人的投资”。小洛克菲勒在基金会、医学研究所和普通教育委员会的幌子下进行幕后活动。他会晤了一些国内最杰出的人士。小约翰平易近人，不摆架子，善于抓住具体细节，但更重要的是，他有权动用这笔万能的基金。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这样的范围中发挥作用。而由于这些慈善企业拥有一批精明强悍的人物（如奥格登和鲍德温那样的企业家，像莫特和盖茨那样的传教士，或者像皮博迪大学的哲学教授威克利夫·罗斯和弗莱克斯纳那样的行政人员和科学家），所以它们对改变美国医学、教育和社会政策的面貌，起了不容低估的积极作用。小洛克菲勒对这些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金钱的威力。不过，也有一个名为社会卫生局的慈善企业，特别引起他的关注。所以，这个社会卫生局便比任何其他的慈善企业更带有他个人性格和个人情感的烙印。

1909年，纽约市长竞选运动中的一个主要争论问题，就是卖淫问题。当时，有关当局成立了一个特别大陪审团来调查有关娼妓的买卖问题。由于小洛克菲勒平时为人正直诚恳，因此被邀请去担当这个大陪审团的陪审长。小洛克菲勒十分认真严肃地对待大陪审团的工作，并全力以赴。其干劲之大，令人吃惊。他自己后来也回忆说道：“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拼命干过——早上干，中午干，晚上也干。”此陪审团原定为工作一个月，结果工作了半年，最后拟订出了一份翔实报告。报告建议组织一个委员会来研究有关的法律和处理这个“存在于美欧大城市中”的社会邪恶弊病，目的是把纽约市中这种邪恶减少到最低限度。但市长拒绝设置这种委员会，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小洛克菲勒决定单独干，并且亲自抓好这项工作。

小约翰非常勤奋地开展这项社会工作，先后访问了100多位知名人士，征求教育家、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对他那规划的意见。有一位名叫雷蒙德·B·福斯迪克的律师，曾是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的学生，当时威尔逊担任纽约市的主计官。通过实际工作，这位年轻律师后来成了美国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同时又是小洛克菲勒的终身助手和传记撰写入。福斯迪克担任过国际联盟的副秘书长，又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

功夫不负有心人。1911年，小洛克菲勒花费500多万美元，终于建起了他自己的社会卫生局，后来在国家的社会生活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该局首先采取的一项动作，就是派遣洛克菲勒研究所所长西蒙·弗莱克斯纳的弟弟亚伯拉罕·弗菜克斯纳出国，考察欧美各国的娼妓问题相异之处。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得出的结论是：控制这种坏事的办法，是驱使它转入地下，这样即使不能根绝它，至少也能在社会上起到隔离作用。此外，他还认为，不了解卖淫赖以盛行的合法环境，也就不可能了解卖淫问题。因此，该局的下一个重大步骤就是派福斯迪克去欧洲，对警察行政进一步开展首次系统的国际性考察。福斯迪克看了专业化的欧洲警察之后，回到美国，再看到美国警察工作的自由散漫和马虎随便，感到异常吃惊，福斯迪克后来出版了一部研究著作，使当时纽约市的警察局局长阿瑟·伍兹上校大受启发，他从此开始与小洛克菲勒的社会卫生局紧密合作，并学习了20多本有关警察和警察制度的著作，从而采取措施，加强了对警察工作的科学化程序和优化行政管理。到了1936年，《幸福》杂志在提到该局在这一范围里所作的努力时写道，社会卫生局“对犯罪侦查科学作了很多贡献，致使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丁·埃德加·胡佛也把当前联邦制度所取得的很多成果归功于它（按：指小洛克菲勒的社会卫生局）的调查工作”。

总之，通过“勒德洛惨案”的善后处理和由此悟出的“人类亲缘关系”，以及随后罢黜斯图尔特上校的斗争、大力创办慈善事业和创立社会卫生局等活动，标志着洛克菲勒家族已跨入了20世纪的新时代，尤其标志着小洛克菲勒个人已从他的过去中解脱出来，从而获得了荣誉；家族的领导权已稳当地落到了他和他的僚属手里。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时，老洛克菲勒晚年的主要助手弗雷德里克·T·盖茨已离开了百老汇大街26号而集中精力于基金会的行政管理方面。小洛克菲勒作为一颗冉冉升起、光芒四射的新星，已升至明月中天。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和资望，已逐渐成为全国的要人之一了。

公众对洛克菲勒家族的态度正在慢慢地朝好的方向改变着。这部分原因是由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爱国团结的新气氛。而一开始，小洛克菲勒就抱定宗旨要把他家族的名字和当时的爱国运动联系起来，让洛克菲勒基金会从事大量的战时救济工作。

不过，小洛克菲勒最显著的成就，是促使7个社会服务性组织，包括基到了这时，小洛克菲勒已憬悟到他的父亲和盖茨牧师的思想已经僵化，依旧停留在上一个世纪里。例如老洛克菲勒对科罗拉多矿工罢工等事就十分反感。他认为雇用工人就是对工人的恩赐；工业界的头头们完全有理由采取严厉的对策来对付工会。而在那次“勒德洛惨案”中持强硬立场、主张对工人采取强有力措施的科罗拉多燃料和钢铁公司董事会的董事长拉蒙恃·蒙哥马利·鲍尔斯，就是盖茨的舅父。盖茨本人更是坚定地站在老约翰和舅父一边，称那场斗争“下下于基督启示录中善与恶的冲突”。1915年1月，小洛克菲勒为安抚人心，终将鲍尔斯解职，认为：“这个老头儿还没有准备好进入新时代哩。”

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天主教战时委员会（天主教友爱仁慈会）、犹太福利会和救世军等全部组织扭成一股绳，统统汇集到同一活动中去。这个活动基金管理机构的董事是他的好友约翰·R·莫特；掌管宣传工作的是艾维·李。洛克菲勒基金会为这一运动捐赠了1100万美元，最后又增加到2亿美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迎来了一个“正常的时代”，随之人们对于企业和财富问题产生了一种新的保守的观点。但就在战争还没有结束之前，公众对待石油工业以及诸如洛克菲勒这些石油工业开拓者的态度，就已渐渐地发生微妙的转变了。随着内燃机的出现，石油在全世界范围内已成了现代运输事业中的不可须臾或缺的动力成分。这样，“石油照明时代”从此就过渡到“石油能源时代”了。法国战时石油专员警告说：“谁拥有石油，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这句话反映了当时舆论界和政界对石油重要性的全新评价。柯曾爵士在他的战后声明中宣称，协约国是“乘了石油的波浪飘向胜利的”。1916年，也就是美国政府对美罕石油托拉斯的控告获胜5年以后，当时已接替约翰·阿奇博尔德担任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董事长的A·C·贝德福特，接受白宫的邀请，担任动员委员会主席，他的任务是把整个石油工业组织起来为国防服务。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了美孚托拉斯老一辈的“开国元勋”，也包括了海湾、德士古和辛克菜等石油公司的新一辈的闯将们，他们在著名的百老汇大街26号总部里，在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本人的肖像下，举行了一次象征性的会晤。这个全国性的石油工业组织，正是老约翰用他毕生的精力建立起来的组织，也是在1911年由于众怒难犯和最高法院的判决而受到遏制的组织，但这下却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并在美国行政部门的赞助支持下，名正言顺地成立了。

在哈定总统任内的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此人从前是小洛克菲勒在第5街《圣经》读书班时的良师益友，曾在撵逐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董事长罗伯特·w·斯图尔特上校的斗争中，应聘出任小洛克菲勒所组建的代表权委员会的律师）的领导下，石油工业得到华盛顿方面异乎寻常的热情支持，以致一些批评家称埃文斯为“石油卿”。英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甚至发牢骚说：“如今华盛顿官员们所想、所说和所写的，都开始像美孚石油公司的办事雇员们一模一样的了。”

到了20世纪，石油已是国家实力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由于围绕石油资源所进行的你争我夺的斗争十分剧烈，因而华盛顿把由美孚石油公司领导的各家美国公司为了控制国外资源而作的努力正式看成是国家的利益。

20世纪的20年代，美国的实力在国际舞台上初露锋芒，形成其外交政策的种种因素的关系也日趋错综复杂，这就需要成立一些新的组织以最高的水平来制定政策了。1921年，由金融界和工业界的领袖们组成了对外关系委员会，其中有托马斯·w·拉蒙特，他是威尔逊总统的金融顾问及摩根家

到了这一时期，政治和社会法则的重点似乎已转移了。小洛克菲勒突然发现自己已被吸引到各种事务的中心地位，过去他和艾比·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夫人应培夫脱总统邀请前往白宫吃茶点时，只是在最后一刻才请他们夫妇俩从白宫的后门进去，生怕人们知道这事会引起不必要的物议。可是现在却完全不同了。不久之前，小洛克菲勒应邀与柯立芝总统②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共进早餐——他不是作为一个知交密友或竟选运动的捐助人的身份，也不是通常以企业界代表的身份，而是作为实施国家法律的第一流公民团体的首脑去参加的。

多年来，折磨洛克菲勒家族的危险热病——勒德洛惨案——看来已经过去了，慈善事业和“人类亲缘关系”，结合石油大王的巨大威力，业已把洛克菲勒家族推上了美利坚合众国政策的制订者而不是政策的对象的全新阶段了。

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已经成为美国政界、经济界和社会中的一颗光芒四射的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