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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产业及产业结构研究综述

时间:2023-06-1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首先,国内对产业与产业结构的研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研究范围。这一时期,产业结构研究的重点在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状况的系统分析、产业结构变动的资源配置效应分析以及对传统产业调整问题的研究。随着研究得深入,我国学者并未将产业组织问题拘泥于“标准”的西方理论,而是根据实践的需要,将体制因素包括在产业组织的研究框架之内。

国内产业及产业结构研究综述

首先,国内对产业与产业结构的研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研究范围。在国内大体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1949—1978传统范式下的产业经济研究。1979—1984过渡阶段产业经济的研究。1980's以来的新范式下的产业经济研究

第一阶段主要研究分类问题。1949—1978年近30年的时间里,我国理论界一直沿用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分类和与此相联系的农、轻、重分类标准。两大部类分类法就是把物质生产领域的活动划分为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和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建国后,经过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我国制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方针。50年代,理论界对这一战略方针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论述,一致认为该方针符合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中两大部类对比关系和列宁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同时,对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影响农业轻工业发展的现实情况,人们进一步探讨了农、轻、重三者之间的适当比例问题。1958—1960年期间的“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严重的比例失调,于是在60年代初,学术界就社会再生产理论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其中在产业结构研究范畴的争论有:关于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问题、关于两大部类比例以及农、轻、重比例关系的问题等。这一时期,对产业组织研究主要是对工业经济领域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与协作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工业生产的联合化和集中化等所进行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的出发点是如何通过计划来引导企业之间进行分工协作,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间客观存在的竞争关系视而不见,因而这些研究均没有对产业组织理论的核心问题——规模经济和竞争活力的矛盾在理论上进行分析,更没有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处理好规模经济和竞争活力作出回答。

第二阶段主要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过渡阶段产业经济的研究。以1978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从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对农业和轻工业的支持上来。在这一背景下,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有关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在学术界呈现出活跃的局面,一方面,为了检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失衡反复出现的理论根源,对社会再生产原理中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再次展开探讨;另一方面,基于当时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关于我国现实产业结构问题的实证分析和对策分析不断涌现。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洪、孙尚清主编的《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一书,该书对我国包括产业结构在内的经济结构的历史演变和现状作了比较全面的实证分析,对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及政策建议也都进行了讨论。此后,现实产业结构问题研究引起了理论界一批学者的重视,他们从分析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出发,并比较其他国家的产业结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尽管理论观点不尽一致,但对以下意见却是基本赞成的,即当时我国产业结构的主要问题是重工业过度扩张严重地影响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农、轻、重关系极不协调,因此在“六五”期间应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改变“重农轻商”的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www.xing528.com)

第三阶段模仿、引进和创新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西方产业经济理论的引进,我国的产业结构研究开始了从两大部类关系以及农、轻、重关系向现代产业结构理论范式转换的过程。80年代中后期经济体制改革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成为产业研究的热点。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传统体制是导致结构刚性的决定性因素,要消除我国产业结构的周期性失衡现象,就必须进行包括企业产权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和价格形成机制在内的经济体制的彻底变革。另外,受后起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的启发,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对产业发展重点选择问题进行了探讨,但由于各自选择标准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学者对现代产业结构理论的进一步消化吸收,产业结构研究的水平和质量比前一时期相对提髙。这一时期,产业结构研究的重点在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状况的系统分析、产业结构变动的资源配置效应分析以及对传统产业调整问题的研究。同时,经过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出现的一些产业组织现象和问题在我国的经济转型时期也得到比较充分地暴露,这就为产业组织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一时期的产业组织研究进入了相对繁荣的阶段,出现了一批比较规范的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上,实证和案例分析的论著增多,既有综合性分析,又有行业分析和专题性研究。随着研究得深入,我国学者并未将产业组织问题拘泥于“标准”的西方理论,而是根据实践的需要,将体制因素包括在产业组织的研究框架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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