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场管理：关注生态经济文化要素，减缓退化挑战

牧场可以提供资源与生态服务，在社会中所占地位非常重要。在全世界范围来说，牧场面积占据世界土地总面积的一半。在中国，牧场构成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同时也是三个最重要的食品生产地之一。在中国西部，牧场是三条主要河流——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且由于其巨大的储水量被称为“中华水塔”。牧场的退化不仅会影响当地田园生产和生活，同时也会给其他地区带来诸多的环境问题。

牧场是非常重要的自然资源，为牲畜养殖提供基地，遵守环境规则，维持自然景观，在生态系统中发挥多元化功能角色。有科学证据显示，草地具有环境功能，譬如维持生物多样性、调节生态系统中物理和化学通量、减少污染等。同时草地还具有保护自然景观的价值，能够美化市容，保护自然文化遗产。

（一）文献综述

目前有关草地退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方案上面，很少有人注意到牧民行为受到国家政策和制度驱动所带来的环境影响。这也许就能解释为什么中国政府已经采取很多不同方式控制草地退化，但是草地退化面积还在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持续扩大。由于一些自然因素如全球环境变化，以及一些社会经济因素如产权和其他制度管理等，草地退化的程度被划分为很多级别。当前有关牧场的研究也已经开始着手于退化和管理这些方面。

在全世界很多不同的国家，前人已经对牧场管理做过很多研究，想以此来减少牧场退化。社会经济研究方向的文献可以大致分为三类：①产权、集体行为、牧场管理；②牧场管理实践活动和牧场退化；③牧场管理建模。做这样一个文献回顾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牧场管理的互动关系，表明进行本研究的初衷以及研究目的。

许多研究者已经开始对审查牧场管理实践活动与牧场退化之间的关系产生极大兴趣，通过调查发现不同的牧场管理模式会引起不同的环境效应。

牧场管理是环境管理的一种，以其复杂性、目标多元化、利益相关者多元化以及不确定性为主要特征。

在中国，一些研究牧场管理的成果已经解释了导致牧场退化的因素，并提出减缓退化的应对方案。全球气候变化等生物物理因素，人口政策、价格政策、产权变等社会经济因素都有可能导致牧场退化。为了减少牧场退化，政府在过去十年里采取了一系列灌溉、施肥、人工种植等技术措施。现有的研究显示，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里，采取技术措施来减缓退化已经由单一模式发展成为一个综合系统。通过实施生态工程建设，对已经退化的草地进行植被修护，恢复退化草地，草地和牲畜之间的相互作用等措施，草地退化现象得以明显改善。在中国西北部，针对土壤水分动态、集水过程中的水土侵蚀、植被和土壤保护、旱地耕耘等问题，依据以上一些措施，很多工作已经投入实践。(www.xing528.com)

然而，即使中国政府在管理牧场退化问题上想方设法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可是全国牧场退化面积仍然在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有人认为要解决牧场退化问题，唯一的出路便是要同时将技术、法律、制度问题都考虑进去，结合这三者的力量解决问题。目前面临的挑战是要设计并实施高效可行的政策，将生态、经济、文化要素都考虑进去，构成中国西部牧场制度的特征。牧场作为食品基地和生态安全屏障，其重要地位可想而知，为了实现其长期稳定发展，应当适当减少牧民，高效管理牧场。

（二）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牧场管理概况

牧场是否退化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牧场管理方式。有效的牧场管理如同其他自然资源的管理一样，需要平衡利益权利和产权责任之间的关系。很多政府部门都没能对自然资源系统实施高效管理，于是就开始分散和转移项目，将资源管理的责任推向地方政府和使用群体。在中国西部，其牧场管理模式由传统模式转向现代化放牧模式。这些因素，当然还包含其他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导致牧场退化。

在过去，牧场一般是有势力的地主才拥有的财产，允许游牧民放养、管理牲畜，以一种田园社区的管理模式来管理牧场，有迁徙制度、半定居放牧制度和递延放牧行为制度来对牧民行为进行约束，大量生产畜禽产品，满足自用需求和市场需求。20世纪50年代末，游牧民开始了准现代化放牧方式。在随后的人民公社制度中，牲畜变成国家公有财产，并被圈养在国有土地之上。就在这样的体制之下，牧民向季节性牧场迁徙的传统现象依然存在。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施行家庭承包制之后，牲畜被分配到了个体牧民家庭，但是牧场仍然是属于国有资源，由社区进行管理。牲畜所有权的私有化推动了牧场管理向现代化放牧模式发展，牧民们因此而更有动力，购买更多的牧场，提高牲畜产量。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牧场被分配给了每一个牧民家庭，他们有权力在承包期限内决定如何管理牧场。后来，现代化的放牧模式逐渐兴起，财产权非常明确，属于投入高、出产也高的牧场管理模式，具备高工业化水平，管理更加科学化。各个乡镇、县市、省级单位都已经了解了有关如何放牧的政策和方法，这些政策和方法应当基于区域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当地政府官员的思维模式执行。例如，在青海省的达日县，如何放牧取决于牲畜的数量，而在甘肃省的夏河以及碌曲县，放牧规模取决于其家族的大小。一般而言，根据草地质量（生产潜能、地形、取水性能等）将草地划分为好、中、差三个等级，分别分配给牧民家庭。在很多高原地区，每一户家庭都至少拥有两块草地，一块是冬春草地，紧邻其居住地；另一块是夏秋草地，远离其居住地。

在现代社会，相对于土地投资来说，人们对草地的投资额度非常小，数据显示，20世纪50—90年代，人类对于草地的投资每年每公顷还不到0.15元。20世纪90年代初，每年对于典型草原的投资为每公顷0.75元，每年产出为每公顷28.5元，投入和产出比例高达1∶38。这导致那些投入产出比例非常大的地区出现了生态赤字的现象。例如，内蒙古的年生态赤字是GDP增长的7～8倍。现如今，中国政府已经启动多项计划来资助牧民投资草地，如修建围栏、种植人造草皮、实施灌溉施肥等，帮助牧民管理牧场，减少牧场退化。

（三）土地管理过程中的牧民家庭决策体系

牧民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减缓牧场退化的同时，也会受到其家庭谷物生产、放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畜禽生产等行为的影响。在现有产权制度基础之下，牧民家庭基于众多实际行为来做出决策，需要考虑到作物生产（如种植草地、食品／经济作物等）、基础设施建设（如建设围栏、棚舍等）、放牧（决定养多少牲畜、是否在禁牧区放牧等）等一系列行为因素，同时还应当考虑到制度、政策、家庭资源（人力、土地资源等）及可能引起的环境问题等制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