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外来入侵物种是物种多样性的最大威胁之一,也是改变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驱动因素之一。外来入侵物种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产品的传递过程,并最终影响到整个人类的正常生存。外来入侵物种会直接影响人们的食物安全,最终导致人们的幸福安康指数明显下降。研究显示:外来物种的入侵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土地流转、土地退化以及传统的生计方式,同时还会对人们的社会文化和精神健康产生一定影响,特别是对那些生活在发展中热带地区的贫困农村群体来说影响更大,他们通常依赖自然生态系统服务为生,依靠生态系统服务来满足其最基本衣食需求和用水需求。
纵览全球,外来入侵物种对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外来入侵物种对农村地区居民生计和安康的潜在影响人们尚且了解不深。但是,有些时候外来入侵物种也会在农村社区大受欢迎,并且特别受贫困农民欢迎,因为贫困农民将这些外来物种视为自然资源,他们可以开采这些自然资源,以用于维持日常生存。还有一些研究成果显示:不管是以可管理的物种形式,还是以可供开采的野生外来资源的形式,外来入侵物种通常与当地生计融为一体。2007年,Shackleton等发现在南非东部海角的农村地区,有两种外来入侵物种已经成为人们普遍消耗的对象,人们甚至将其作为交易品,卖掉他们来增补收入。引入生物燃料植物已经成为当前发展趋势,然而这样的趋势也为人类出了一道难题,即人们如何权衡生物燃料植物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与生态系统因受侵害所需的成本问题。外来入侵物种对农村生活所造成的影响非常复杂,在时间和空间上也是极其多变,因此,迫切需要更多学者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大规模的整体个案研究来解决这些复杂多变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针对外来入侵物种对减贫的影响,学者们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调查研究,将外来入侵物种考虑进减贫和农村发展计划中去的信息记载也基本为零。根据有所记载的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分布信息显示,就地理分布而言,我国有279种外来入侵物种,包括31种病菌、183种草类植物、7种水生无脊椎动物、44种陆生无脊椎动物、3种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8种鱼类及3种哺乳类动物,全国所有的贫困县内都散布有这些外来入侵物种。其中云南省的外来入侵物种有146种、广东省的外来入侵物种有132种、台湾的外来入侵物种有117种、福建省的外来入侵物种有114种、江苏省的外来入侵物种有110种、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外来入侵物种有106种、浙江省的外来入侵物种有99种。这些地区是外来入侵物种分布数量最多的地区,从地理分布上来看,外来入侵物种似乎更加容易入侵亚热带地区以及中国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地区。除了我国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因属于亚热带地区气候条件比较优越之外,外来入侵物种的数量多少似乎与经济发展程度呈正比关系,究其原因,这可能是由于人类与外来入侵物种互动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所致。
对于外来入侵植物分布情况的研究显示:植物入侵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间也有相互联系。2016年,张文华等也通过研究发现:植物的相对入侵性与人类干扰之间关系非常密切,而且与内陆省份相比,岛屿和沿海省份的生物入侵现象更为严重。外来入侵植物物种的丰富程度与人口数量和密度、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单位面积国内生产值呈正比关系。这种引进更多外来入侵物种(有意引进、无意引进或者两者兼有)的模式显示:相对于其他欠发达的省份来说,经济发达省份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对较高,人口数量也相对较多,这也反映了人类经济活动越频繁,或者人类为生物所提供的栖息地越多,可能会为外来入侵物种的扩散提供有利条件。(www.xing528.com)
与其他贫困地区相比,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江西省、安徽省的人口数量都不算多,但这些地区所引进的外来入侵物种数量却更多。随着越来越多的外来物种入侵,这些地区也会面临外来入侵物种所带来的更加严峻的挑战。当前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调查外来入侵物种到底如何影响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口,以及我国外来入侵物种的丰富度与贫困人口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尽管其他贫困地区的外来入侵物种数量较少,但就是这些少量的入侵物种甚至一个单独的入侵个体都有可能给农村贫困人口带来极大的麻烦,这主要是因为农村贫困人口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性非常大。
针对外来入侵物种问题,我国在一些研究方面进行了重新定向,将研究重心从研究外来入侵物种的管理方式逐渐转移到探索入侵植物的综合利用方式上面,以提供纤维、草药、植物源农药及生物燃料(如紫茎泽兰、薇甘菊等)。这样的研究转向很有可能会在国内引导产生一个全新的发展模式,即实现外来入侵物种控制计划与农村生计发展一体化。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谨慎权衡综合利用外来入侵物种所获利益与其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造成损失所必须支付的成本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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