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预估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影响的研究成果众多,Rosenzweig和Parry使用三种气候模式中的两种模式对双倍CO2气候情景进行模拟,发现中国的粮食产量(小麦、大米、粗粮、蛋白饲料)呈现出10%的小幅度提升趋势。
假设农田、饲养场等农业用地已经适应了气候变化,然后改变植物的种植期、灌溉和施肥方式,发现在这三种气候模式下,国家粮食产量都有一定提高。Arnell等人也假设发生了类似规模的改变,预测到208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将会增加2.5%,同时在另外两个情景下的预测结果也是一样。然而Parry等人的研究结果恰好与之相反,他们发现:小麦、玉米、大米和大豆联合总产量的一系列排放情景会对中国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把他们的预测结果取每个排放场景的平均数:到2030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将下降2.5%~5%,到2080年将下降 5%~10%。这样的研究结论进一步表明要在气候变化对作物的影响方面达成一致意见还有一定难度。就如同气候模式的不确定性一样,每一项研究都有不同的空间分辨率,其缩减规模和模拟粮食的具体方式也会有所差异。但是不管怎样,根据这些评估结果可知:气候变化对中国粮食总产量的影响不是很大,总的来说上下浮动不超过10%。(www.xing528.com)
全球通过模拟估计季节平均温度和月降雨量变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然而实验证据却表明:对粮食产量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极端气候,在更加精确的国家或地方作物模拟过程中可能会需要更多地考虑到极端气候。这些全球影响研究通常没有涉及区域内可能会出现的适合作物种植的变化。2012年,王作奇等人得出结论:在中国,每年最多能够种植三种作物的区域到2100年可能会向北扩展500千米,双作土地向北移动,单季作物区域减少23%。其他也有一些相似研究,但陈述没有如此详尽。Thomas(2008)仅仅预测到2030年,作物种植区域会有较小的北移趋势,但同时他还发现了亚热带种植区域正在扩张。他的这项研究并未使用GCM模式进行模拟,取而代之,他从1951—1900年的气候基线入手,对其气候历史趋势进行了预测。但是,当人们用GCM模式来检测在气候变化情景下粮食生产的土地适用性变化,发现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大量的积极或消极变化,却并没有发现土地适应性有增强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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