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既需要供给侧的驱动力,如劳动力、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的提高,这类因素在经济学中通常用生产函数表达和度量;也需要需求侧的拉动力,如净出口、资本形成(投资)和最终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这些因素在经济学中通常用国民经济恒等式表达和度量。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目标是保持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不仅经济增长动能需要从依靠生产要素投入转向依靠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拉动力也需要从依靠外需和投资扩张转向更多依靠居民消费扩大。
经济增长需求拉动方式的转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一方面,长期以来投资在需求拉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快速增长也总是伴随着高投资率。例如,在过去20年中,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是一种常态,并且GDP增长率与资本形成贡献率高度正相关。另一方面,扩大投资常常被用来作为遭遇经济冲击(如出口下降)时的替代需求因素。例如,过去20年GDP增长的需求因素中,资本形成贡献与净出口贡献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看到任务和挑战艰巨性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在启动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方面,我国也有特有的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既是我国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的优势保障,也是化解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的制胜法宝。可以从几个方面认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消费需求的现状、趋势和潜力。
首先,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消费规模的超大特点。按照世界银行统计,2018年最终消费总额全球为62.6万亿美元,中国为7.3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11.6%。按照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组,中国自2010年就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的最终消费规模在这组国家中占比高达46.9%。虽然就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费水平来说,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都还有较大的差距,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庞大,最终消费总额已经相当于欧元区国家加总水平的71.8%。(www.xing528.com)
其次,更重要的是,中国消费规模仍保持着持续增长的趋势,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充沛的后劲。2008—2018年期间,中国的最终消费总额年均增长率高达8.5%,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3%)、其他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3%)以及欧元区国家平均水平(0.7%),并且保持着消费增长快于GDP增长的势头。这种消费增长领先于经济增长的趋势是在过去十年中形成的。从最终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来看,1998—2008年期间为0.903,2008—2018年期间提高到了1.072。随着新发展理念的进一步贯彻实施,预计这个领先趋势将保持下去。
第三,上述事实也标志着我国经济增长贡献因素的构成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三驾马车”(净出口、投资和消费)因素中,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2018年达到76.2%。在最终消费构成中,城乡居民消费占到70.0%,与2008年的44.2%相比提高幅度巨大,十年间平均每年提高3.2个百分点。
把超大规模消费市场潜力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增长拉动力,需要从前者的三个主要构成因素着眼和着力。第一是人口因素,既取决于人口规模,也取决于人口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在正常情况下,需着眼于最大限度提高适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即扩大就业,在应对疫情冲击时,则要尽快让劳动者和创业者各就其位,恢复经济活动。第二是收入因素,既包括居民收入水平,也包括消费倾向。在正常情况下,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有助于形成大规模消费能力,在应对疫情冲击时,则需要进行特别的收入扶助和消费引导。第三是供给因素,包括产出数量和供给品种,在正常情况下,应该着眼于服务业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在应对疫情冲击时,则要尽快推动服务业复苏,特别是借助互联网时代的新平台、新模式,形成超常规的商业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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